金银璀璨 光耀盛唐：齐东方 《唐代金银器研究》之 器物形制 – 高足杯 带把杯 长杯

叁 器物形制分析

器物的形制，既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相联系，也与审美情趣有关，从而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时代的变化。器物形制和纹样的变化，并非毫无根据的臆造。唐代人的起居生活先是传统席地而坐，晚唐逐渐流行高桌、椅类的家具，不同的生活方式使得日用器皿的形态随之改变，唐代的“胡化之风”及饮食结构的变化，也影响到器皿的制作。

考古发现的金银器，名称多为现代人所命名，其依据多以现代器物名称为参考，虽然这种做法通俗易懂，但很多与古代文献无法对应。从文献中检索出唐代金银器的名称有：金胡瓶、金瓮、银瓮、金、金银杯、金银碗、碗子、金盘、金合、银炉、金炉、香宝子、金唾壶、金钵盂、波罗子、叠子、金函、金奁、银奁、盤子、银榼、银魁、银盆、金花银双丝瓶、金镀银盖碗、金银平脱酒海、金平脱杓、金平脱大盏、金镀银盒子、银沙罗、银沙枕、银织成筐、银织笊篱、笼子、茶拓子、龟、盐台、茶槽 子、碾子、茶罗、匙子、镂银锁、金箸、金节、金凤钗、金翠冠、银篦、金银臂钏、金环、香案子、黄金床、金缕枕、银椅、金车、金鞍、银鞍、黄金勒、金络、黄金甲，此外还有如金酒器、金银具食藏等不明确的器物。

已知的唐代金银器皿形态多样，散见在各书刊中的命名也不统一，在对唐代金银器进行考古学综合研究时，有必要将用途相同的器物分类叙述，按形状和用途分类即杯、盘、碗、盒、壶、瓶、炉、香囊、铛、锅、豆、匜、盆、茶托、茶碾子、茶罗、盐台、 笼子、香宝子、碗子、波罗子、蒲篮、温器、筹筒、龟形盒、支架、器盖、棺、椁、塔等。因为各器多分別出土和刊布,所定名称各异，相同的器物在不同的报告中常有定名不同的现象，同件器物在不同的论著中名称也不相同。有些时候，两件器物也很难在名称上加以区别。考虑到这一现实，本书在器物定名时，参照唐代文献相关的记载，采用考古学界约定俗成的定名，与唐代文献有矛盾时将予以说明。具体做法是:

• (1)尽可能与原始报告定名相同或相近。
• (2)《唐代金银器》、《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法门寺地宫珍宝》是资料最多的三部书，书中对器物的命名是主要参考。
• (3)为区别相同或相近的器类，每件器物前加出土地点或收藏地点。
• (4)出土地点、器类相同或相近，根据器物纹样区分。
• (5)出土地点、器类和纹样都相同或相近，再以形制特点相区别。
• (6) 一些有人名、地名刻字的直接冠在器物名称前。

在下面的各种器类分析中，有些采用了分型、式的做法：

• 型，表示每类器物在形态上较大的区别，型与型之间一般没有早晚关系，但有时不同型的消失和兴起在时间上衔接，也是演变的结果。
• 式，设在型之下，以每型器物形制上的变化为划分依据，一般表示早晚演变关系。

考古学研究，一般都要对器物采用区分型、式的归纳，找出同类器物的地区特征、 时代特征和演变，以及与其他器物的关系，这几乎是资料综合研究时必不可少的手段。 由于每个人的研究都有自己划分型、式的原则，归纳整理后的某型某式器物从未统一过。而器物的型式划分是研究手段，不是目的，研究目的不同或仅仅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也会出现对同一物不同的型式划分，无法强求统一。但是，考古研究的对象是视觉直接感知到的实物，器物的型式名称使人无法产生任何形象的联想，如果每件器物以A型I式碗、B型式盘等面目出现，即便是考古学家也很难仅仅从其他同行所说的某型某式器物得知该器物的样式。因此，本书在对唐代金银器各种器类进行了型、式划分研究后，在论述中尽量直接使用器物名称，淡化型、式，甚至把原来类型学研究时的型式称谓取消，使人看到器物名称就能更多地联想到器物的样式。

一，杯

金银杯在文献中常见。《旧唐书·胡楚宾传》记载：“胡楚宾者，宣州秋浦人。属文敏速，每饮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银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賜之。 《资治通鉴》中和元年七月条也记载：“令宴客都头，以金杯行酒，因赐之，诸都头皆拜而受。”②但古代文献对金银杯的形制没有具体的描述。现代考古学中定名的杯类很复杂，一般是以器物的形状和现代器的名称来定名，有些碗形的器物也被称为杯。杯类器物，有的形状差别甚大，当时的用途也不同。故仅将杯类器物按形状差别分为高足杯、带把杯、长杯等来分别叙述。

(一)高足杯

高足杯的形制分为两部分，上为杯体，平面呈圆形或多曲圆形,腹深大于或小于口径，圜底下接较高的器足。高足的上部很细，有的器物高足杯体相接处有托，高足中部一般有“算盘珠”式的节，下部向外撇呈喇叭状。杯体用来盛装液体，器具有放置和使用时手执的功用。高足杯的形体都比较小，为唐代饮酒用具，如同现代的高脚杯。

高足杯精致而珍贵，是高级贵族拥有和使用的器物。葬于唐咸亨四年(公元673年) 的房陵大长公主墓，前甬道西壁绘执杯男装侍女图，后室北壁西侧绘执杯侍女图，杯的样式即高足杯。据此可知高足杯的使用方法是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高足杯的喇叭形圈足底。这种执高足杯的方法，也见于中亚壁画，是一种外来的方式，同时也表明高足杯原来是外来的器物③。唐代高足杯多为收藏品,主要器物见表2。

①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5011页-5012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②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唐纪七十僖宗中和元年，8254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③  参见本书第三编《唐代高足杯研究》。

高足杯分为三型，目前所知均为银质，但纹样大都鎏金。

A型的杯体深，杯深大于口径，一般腹壁较直。高足较细，而且在中部大都带有 “算盘珠”式的节。可分三式：

• I式杯敞口，深腹，腹壁较斜，器身上有尖瓣装饰，高足与杯体相接处有托盘，足中间有“算盘珠”式的节，足底外撇(图1-46、47)。
• II式杯口微敞，腹壁较直，绝大多数口沿下带一周突梭，有的下腹部亦带突梭，高足中间也有“算盘珠”式的节①(图1-48~54，彩版1、2，图版1、2)。
• Ⅲ式杯腹部既无尖瓣，也无突棱，圈足不带“算盘珠”式的节(图1-55、56，图 版 3)。

A型II式中的何家村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何家村素面筒腹银高足杯、沙坡村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临潼缠枝纹筒腹银高足杯，均属于年代不晚于8世纪中叶的标准器物和标准器物群中的器物。故口部微敞、腹壁较直、杯体带突棱、高足中部有“算盘珠”式的节，应是唐代8世纪中叶以前高足杯的重要特征。北京大学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形制和纹样与何家村狩猎纹筒腹银高足杯几乎完全一致，属A型II式。与这几件年代下限较清楚的高足杯相比，A型I式中的弗利尔狩猎纹简腹银高足杯和纽约缠枝纹筒腹银高足杯，形制上明显的特征是敞口，与西安发现的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李静训墓”金、银高足杯口部敞开的特点一致。因此，A型I式高足杯应早于A型 II 式高足杯。A型II式高足杯的杯体上无突棱，高足中部的“算盘珠”式的节消失，应是高足杯的新变化。所以，A型式高足杯可能略晚于A型II式。高足杯是外来风格浓厚的器物种类，其渊源在罗马及中亚地区①。

① 韩伟编著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图44 “卷草纹高足杯”(器物线图说明为卡尔·凯波收藏)与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附属博物馆编的《唐草文の世界》75页的“小禽唐草文银盃” (注为大和文华馆收藏)可能为同一器物。

B型杯的杯体浅，口径大于深度，呈碗形。可分三式：

• I式杯腹部较深，中间有折棱，有的在折棱处饰联珠。高足上部有托盘，中间有节，足底多为花瓣形(图1-57~62，彩版3、4，图版4、6)。
• II式杯腹部无折(图1-63，彩版 5)。
• Ⅲ式杯浅腹，腹部无折棱，圈足无“算盘珠”式的节。

有的器口部及腹部为花瓣形，足底为花瓣形或圆形，有的在圈足上部无托盘(图1-64~74，图版5、7~9)①。

B型中的沙坡村莲瓣纹折腹银高足杯、沙坡村莲瓣纹弧腹银高足杯、沙坡村折枝纹弧腹银高足杯属于8世纪前半叶标准器物群。B型I式高足杯腹部带折的做法，在中国传统的杯类器皿中少见，而西亚、中亚等西方相当于唐代或稍早的器皿却有较多的折腹器。中国唐代金银器皿最初曾受西方的影响，后来逐渐中国化。按这一发展过程，三种形态的B型高足杯也应有相对的早晚关系。

 

①参见本书第三编《唐代高足杯研究》。

腹部带折的B型I式高足杯的时代应略早。B型II式腹部的折梭消失，B型式不仅腹部无折棱，高足中部的“算盘珠”式的节也不见。

C型杯为花瓣形杯身，粗壮的喇叭形高圈足。浙江淳安素面银高足杯共发现6件(图 1-75)，与9世纪后半叶的陕西耀县背阴村素面银高足杯(图1-76)形态相同。杯体呈明显的花瓣形并带粗壮高足杯，是晚唐流行的样式，并一直流行到宋元时期。

此外，同属于9世纪后半叶标准器物群的丁卯桥窖藏出土一件高足杯，形制独特。杯口呈明显的花瓣形，腹部较深，中间有一周凸棱，圈足较粗矮(图1-77)。

(二)带把杯

带把杯的杯体多数较深，杯深大于口径，底部有圈足。突出的特点是杯的口沿至腹部有各种形制的把，杯体绝大部分在下部有横折棱。主要器物见表3。

器物名称 型式 器高 器宽 收藏地点 参考文献

• 何家村人物纹金带把杯/陕西省博物馆
• 何家村乐伎纹银带把杯/陕西省博物馆
• 何家村人物忍冬纹金带把杯/陕西省博物馆
• 韩森寨缠枝纹银带把杯/陕西省博物馆
• 大都会缠枝纹银带把杯/大都会博物馆
• 霍姆斯凤鸟纹银带把杯/霍姆斯
• 何家村团花纹金带把杯/陕西省博物馆
• 沙坡村素面简形银带把杯/中国历史博物馆
• 纳尔逊缠枝纹银带把杯/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
• 凯波缠枝纹银带把杯/卡尔·凯波
• 大阪缠枝纹银带把杯/大阪市立美术馆
• 维克多利亚缠枝纹银带把杯/维克多利亚博物馆
• 西雅图缠枝纹银带把杯/西雅图美术馆
• 弗利尔葡萄纹银带把杯/弗利尔美术馆
• 詹姆斯鸟纹银带把杯/詹姆斯·盖·索
• 白鹤缠枝纹银带把杯/白鶴美术馆
• 大和文华缠枝纹银带把杯/大和文华馆
• “韦洵”折枝纹银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 何家村仕女纹银带把杯/陕西省博物馆

带把杯可分为三型。有金质和银质的两种，银带把杯的纹样多鎏金。

A型杯的杯体为八棱状，侈口，器壁稍内弧，下部带横折梭，带圈足，把位于杯体上部。因把的不同分为四式。

• I式杯由联珠组成环形把，上部带指鋬，指垫上有浮雕状装饰。足部亦为八棱形，足底边带联珠。杯体的折处亦饰联珠(彩版6)。
• II式杯把为圆环形，把上部带指鋬，下部有指(图1-78、79，彩版 7、8)。
• III式杯把下无指鋬(图1-80，彩版9，图版 10)。
• IV式杯把为叶芽形(图1-81)。

 

A型I式的何家村人物纹金带把杯出土于标准器物群。纹样中人物的形象和服饰，均无中国传统风格，却能在西方地区的金银器皿上找到许多一致因素，其八棱形杯体、环形联珠把及指垫、足底一周联珠也是明显的西方风格 ①。人物采用浮雕式的做法也是西方银器的装饰特点，同时也是时代较早的做法。因此，此杯可能是一件外国输入的器物或外国工匠在中国制造的，年代在7世纪后半叶③。A型II式的何家村乐纹银带把杯(彩版 8)、何家村人物忍冬纹金带把杯(彩版7、70)同出于一个标准器物群，形制与I式基本相同，但纹样已是中国式的，时代应略晚，在7世纪后半叶。A型式、A 型IV式杯的把或无指鋬，或变为叶芽形(彩版9，图版10)，时代应更晚，约在7世纪末至8世纪前半叶。

B型杯的侈口、器壁内弧、带圈足等特征与A型同，但器体无棱，平面呈圆形。 因把的不同分为两式。

• I式杯把为环形，指垫呈叶芽状，不与器体相连，直接从环形把的上部向杯体的相反方向伸出(图1-82-86，彩版11，图版11~14)。
• II式杯把较大，为卷草叶形，与杯体相反的方向为两片外卷，与杯体相对的方向是两个对卷勾(图1-87~89，图版 15)。

B型I式的何家村团花纹金带把杯、沙坡村素面筒形银带把杯都属于标准器物群，杯把的环和指垫呈“6”字形。

① 东京国立博物馆:《三ㄦ夕口一卡の遗宝》，日本经济新闻社，1985年。
② A.U.Pope. The Survey of Persian Art，New Edition. Ashiya， Japan, 1981.
③ 参见本书第三编《唐代粟特式金银带把杯》。

B型II式杯已知的都是传世品，把为卷草叶形，把的形态均不见于西方银器中，是中国的创新样 式，年代应在7世纪末。

白鹤缠枝纹银带把杯、大和文华缠枝纹银带把杯亦为B型，由于把已失，不分式 (图1-90、91，图版16)。“韦洵”折枝纹银杯(图版17)虽无把亦属B型。

C型杯为圜底碗形。何家村仕女纹银带把杯(图1-92，彩版10)出土于标准器物群，其时代为8世纪前半叶。

金银带把杯不是中国传统器物造型，以上器物中何家村人物纹金带把杯、何家村乐伎纹银带把杯、何家村人物忍冬纹金带把杯可能是粟特工匠在中国的制品，其余为唐代创新的作品。在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和西安郊区何家村、沙坡村还出土了几件形制较特殊的带把杯，皆为输入品,将专门讨论 ①。

(三)长杯

杯体平面为椭圆形，并且许多器物呈多曲状椭圆形。杯体内部因分曲而形成突起的条棱外表则凹陷进去。长杯的杯体深浅不一，多数带高矮不同的圈足。考古报告中对这类器物的定名比较混乱，称为碟、盘、船形杯、椭圆形杯、花口形杯、多曲杯、羽觞、碗等。由于它们都有椭圆形的特征并属于同类实用器物，本文统称为长杯。目前已知的长杯主要见表 4。

器物名称 型式 器高 器长 收藏地点 参考文献

• 白鹤缠枝纹银长杯/白鹤美术馆
• 旧金山缠枝纹银长杯/旧金山美术博物馆
• 凯波折枝紋银长杯/卡尔·凯波
• 西安摩羯紋金长杯/陕西省博物馆
• 西安鸿雁纹银长杯/西安市文管会
• 白鹧鹦鹉紋银长杯/白鹤美术馆
• 西安鹦鹉纹银长杯/西安市文管会
• 背阴村双鱼纹银长杯/陕西省博物馆
• “齐国太夫人”双鱼纹金长杯/洛阳第二文物工作队
• 白鹤飞禽纹银长杯/白鹤美术馆
• 弗利尔高足银长杯/弗利尔美术馆
• 大都会高足银长杯/大都会博物馆
• 凯波高足银长杯/卡尔·凯波
• 芝加哥带托银长杯/芝加哥美术学院
• 不列颠银长杯/不列颠博物馆
• 何家村银耳杯/陕西省博物馆

长杯可分为二型。有金质、银质两种，银质长杯纹样部分多鎏金。 A型的平面呈多曲椭圆形，可分四式。

①参见本书第三编《唐代粟特式金银带把杯》。

• I式杯体较浅，呈多曲状，每一曲线都向器内凹入，两侧的曲线不及底。有矮圈足(图 1-93、94，彩版12，图版18)。
• II式杯每条曲线均至器物的底部，形成分瓣(图1-95,图版19)。
• Ⅲ式杯杯体浅，分曲较少，一般为四曲(图1-96~102，彩版13，图版20)。 IV式杯杯体深，分曲处的内凹不明显，有高圈足(图1-103-106，图版21、22)。

A型I式长杯的2件器物收藏于日本、美国，均非科学发掘所得。萨珊银器中器形与之类似的器皿较多①。中国也曾在山西大同北魏遗址中出土过，可能是来自伊朗东部呼罗珊地区或中亚的萨珊式银器②。但此2件器物的纹样表明系中国制造的器物无疑，由于器形上还带有浓厚的萨珊风格，其年代应在7世纪后半叶。式长杯仅1件，亦为传世品，此器的多曲的曲线已由口及底，与萨珊式的多曲长杯有了明显区别，开始向新的杯形演变。因此，II式长杯应是萨珊式长杯向中国式长杯过渡的形制。

 

①A. U. Pope，The Survey of Persian Art，New Edition. Ashiya， Japan, 1981.
②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77年9期。

其时代比I式略晚，在8世纪前半叶。II式的背阴村双鱼纹银长杯出土于标准器物群，时代为9世纪前半叶。Ⅳ式长杯的形制变化较大，除了杯体较深外，高圈足是突出的特征。这种形制的瓷器在浙江临安光化三年(公元900年)钱宽墓①、天复元年(公元 901年)水邱氏墓②中均有发现。而高圈足在9世纪的唐代金银器上常见，如法门寺出土的香宝子的高圈足与之非常相像③。因此，Ⅳ式长杯的时代在9世纪后半叶。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的2件高足多曲杯，与A型IⅣ式长杯十分接近，但杯体不是椭圆形。另外3件“羽觞”分别作十二曲、八曲、四曲，接近于A型I式。

① 浙江省博物馆等:《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字款白瓷》，《文物》1979年 12期。
② 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一辑, 1981年。
③ 法门寺考古队:《法门寺地宫珍宝》，图10、图11，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

 

其中背阴村素面银长杯为十二曲椭圆形，据称“圈足脱落，外底留有焊接痕迹”①，故原来器形应与I式同。A型长杯是萨珊银器影响下唐代出现的仿制、创新作品。下莘桥摩羯纹银长杯亦为八曲长杯，原来是否有高足不得而知，内壁有清晰的线，属II式。此外，英国不列颠银长杯至少有3件，其中1件带“乾符四年(公元877 年)王大夫置造镇司公廨重二两半分”铭文(参见图1-42)。

B型杯体浅，不分曲，无圈足，有长方形片状双耳，器形如同汉代耳杯(图1- 107，彩版 14)。

B型的何家村银耳杯与其他长杯并非同类器物，在目前所知唐代器物中仅此1件，因该杯体亦为长形，暂归长杯类中。此杯出土于标准器物群何家村窖藏，时代约为8世纪中叶。

① 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金银玻璃珐琅器》，文物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