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银璀璨 光耀盛唐：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之 器物形制 – 圆形盒 方形盒 蛤形盒 花瓣形盒 异形盒

四. 盒

盒是目前唐代金银器皿中数量最多的器类，延用的时间也最长。文献中亦常见到金银盒的记载。《安禄山事迹》载:太真赐安禄山 “金镀银盒子二、金平脱盒子四”①。 元稹《内状诗》有“彤管内人书细腻，金奁御印篆分明”②。《酉阳杂俎》亦云： “陆畅初娶童溪女，每旦群婢捧，以银奁盛藻豆。 《旧唐书·李德裕传》载: “(长庆四年)七月诏浙西造银盖子妆具二十事进内。 ④ 《法门寺物账》中将盛放佛指舍利的方形蓝顶盒分别叫做“银金花作函”和“真金银花函”，故文献中的奁、匣、盉子、函，也可能即盒。

盒都具有可以开启、分为上下两部分的共同特征。但大小不一，形制各异，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不同。盒在形制上的区别主要是盖和底的外部轮廓。平面为圆形、花瓣形、椭方形的占大多数,顶部有平顶、孟顶、隆顶。隆顶有慢拱式和因花纹设计需要而形成的凸凹不平的样式。底部有平底、底和带圈足的。还有的盒为方形，盖盖顶。

由于盒的种类和形制多样，其用途有很大差别。圆形盒、花瓣形盒是出土最多的种类。出土时，有的装收贵重药材，有的盛放化妆品或其他珍贵物品，有的可能兼作陈设之用。较小的银盒主要盛放化妆品。一些盒出土时发现盒中有脂粉痕迹，如洛阳“齐国太夫人”缠枝纹方形银盒，盖无存，盒底焊接底托，盒内还留有粉痕，可知这类盒的用途主要是盛放化妆品。刘禹锡《为淮南杜公谢历日面脂口表》里有“腊日面脂、口脂、红雪、紫雪，并金花银盒二，金梭盒二”⑤。尺寸较大的盒用途较广，可以珍藏药材、茶、香料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银盒中就有不少装有药材，并用墨书详载了药材的名称和重量。

(一)圆形盒

平面圆形，顶和底均微隆起。主要器物见表15。

圆形盒根据底部的不同可分为二式。

I式盒盖与盒身相同，均隆起成慢拱形，无圈足。标准器物群何家村窖藏出6件 (图1-200~203、205、206，彩版28)，沙坡村窖藏出1件(图1-204)，西安开元六年 (公元718年)墓和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韦美美墓各出1件(参见图1-4，彩版 29、30)，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李景由墓出2件(图1-220)，偃师唐墓出1件 (图1-221)，说明8世纪中叶以前主要流行I式圆形盒，其他同式器物(图1-207~219，图版 61~66)的年代也应在8世纪中叶以前。

①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②《全唐诗》第六函第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③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条,234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④《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四,4511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⑤《全唐文》卷六百二,26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器物名称 式别 器高 器寬 收藏地点 参考文献
何家村飞狮纹圆形银盒/陕西省博物馆
何家村凤鸟纹圆形银盒/陕西省博物馆
何家村独角兽纹圆形银盒/陕西省博物馆
何家村石榴纹圆形银盒/陕西省博物馆
何家村双鸿纹圆形银盒/陕西省博物馆
何家村双鸳纹圆形银盒/陕西省博物馆
旧金山缠枝纹圆形银盒/旧金山亚洲博物馆
三兆村双鸳纹圆形银盒/西安市文管会
西安双猴纹圆形银盒/西安市文管会
沙坡村折枝纹圆形银盒/北京故宫博物院
白鹤鸳鸯纹圆形银盒/白鶴美术馆
凯波双鸳纹圆形银盒/卡尔·凯波
印第安纳波利斯双鸳纹圆形银盒/印第安纳波里斯美术馆
凯波萱草纹圆形银盒/卡尔·凯波
弗利尔葡萄纹圆形银盒/弗利尔美术馆
威廉五鹊纹圆形银盒/威廉哈·沃尔夫
西雅图宝相花纹圆形银盒/西雅图美术博物馆
日本仙鹤纹圆形银盒/
威廉双鸭纹圆形银盒/威廉哈·沃尔夫
凯波团花纹圆形银盒/卡尔·凯波
象纹圆形银盒/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韦美美”鸳鸯纹圆形银盒/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偃师素面圆形银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李景由”素面圆形银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李景由”素面圆形银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丁卯桥鹦鹉纹圆形银盒/镇江市博物馆
丁卯桥素面圆形银盒/镇江市博物馆
凯波缠枝纹圆形银盒/卡尔·凯波
法门寺素面圆形银盒/法门寺博物馆

西安何家村出土，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高1.9、直径4.2、盖厚0.11、盒身厚0.15、子母口厚0.08厘米。重35.9克。圆形，盒盖、底微隆，子母口，外表通体为鱼子纹地。盒面中央有一只雄鸳鸯，蓬首、振翅、扬尾、信步，姿态怡然自得，外绕八个桃叶、忍冬、莲叶花结。盖侧面饰十二朵流云。盒底中央为八出团花一朵，外绕八个桃叶、忍冬、莲叶花结。盒身侧面饰十三朵流云。盒内可见到清晰的同心螺旋纹。

 

 

 

 

何家村遗宝中一共有28件金银盒，这也是迄今为止唐代金银盒最为集中的一次发现，其中装饰有完整花纹的有11件，从这些“花盒”可以看出波斯萨珊“徽章式纹样”在唐代的演变过程.

鎏金翼鹿纹银盒：盒盖面正中以翼鹿为中心构成“徽章式纹样”，其周围有一圈束腰形的花瓣，花瓣的外端生出宽叶；盒底部正中是由凤鸟组成的“徽章式纹样”，周围环绕一圈八个火焰状花瓣。

 

银盒为圆形，锤击成形；盒体与盒盖以子母口相合，平錾花纹，纹饰涂金。盒面中心錾刻重层八瓣团花，环饰以四朵宝相花组成的莲叶卷草，卷草内各有两只鸟。盒底中心为一口衔瑞草、通身鳞甲的独角兽，环饰八个桃状忍冬莲叶花结。该银盒在装饰风格上为萨珊银器中常见的“徽章式纹样”，应为萨珊波斯艺术影响下的产品。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考古专家曾对该怪兽进行过研究，但是并未得出最后的确定结论。不过有专家认为，从怪兽的外貌形态上来看，其全身的甲壳呈区域状，并在颈部位置明显出现隔断，很可能就是一种名为“犰狳”的动物，它们盛产于热带草原地区。 银镀金独角神兽宝相花纹盒，呈圆形，底面部微微隆起，完全由手工捶打而成。器身之上有平嵌涂金花纹，盖心柳叶圈之内，存在八层八瓣团花，外部绕有四朵宝花组成的莲叶卷草，草中还有双鸟立于其上。除此之外，底心的柳叶圈之内，绘制一只遍身披甲的独角兽，独角兽的口中，还衔有一株瑞草，应该存在吉祥的寓意。

更正：独角兽纹圆形银盒 应为 犀牛纹圆形银盒
参考：Sotheby’s 拍品：

 

II式盒身一般带圈足。丁卯桥鹦鹉纹圆形银盒(图1-222)、法门寺素面圆形银盒 (图1-223)属于9世纪后半叶标准器物群。丁卯桥鹦鹉纹圆形银盒共出土4件，与法门 寺素面圆形银盒形制相同的丁卯桥素面圆形银盒(图1-224)多达15件。由此可知，II式流行的时代为9世纪。凯波缠枝纹圆形银盒(图1-225)也应是9世纪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I式盒与II式盒的尺寸差别较大，用途不同。目前出土的这两种形制的圆形盒虽然分别出现在唐代前期和后期，但其间无直接演变关系。

 

 

 

(二)花瓣形盒

顶和底均微隆起，器体呈多曲花瓣形，曲瓣多少不等，为菱花形和葵花形。主要器物见表16。

器物名称 式别 器高 器宽 收藏地点 参考文献

何家村团花纹花瓣形银盒/陕西省博物馆
白鹤宝相花纹花瓣形银盒/白鹤美术馆
白鹤宝相花纹花瓣形银盒/白鹤美术馆
弗利尔宝相花纹花瓣形银盒/弗利尔博物馆
弗利尔团花纹花瓣形银盒/弗利尔博物馆
大都会宝相花纹花瓣形银盒/大都会博物馆
纳尔逊折枝纹花瓣形银盒/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
大和文华飞鸟纹花瓣形银盒/大和文华馆
“李景由”宝相花纹花瓣形银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都管七国”花瓣形银盒/西安市文管会
丁卯桥鹦鹉纹花瓣形银盒/镇江市博物馆
丁卯桥凤纹花瓣形银盒/镇江市博物馆
“田嗣莒”双凤纹花瓣形银盒/蓝田县文管会
法门寺双狮纹花瓣形银盒/法门寺博物馆

根据有无足分为二式。

I式无圈足。何家村团花纹花瓣形银盒(图1- 226)、“李景由”宝相花纹花瓣形银盒(图1-232，图版 68)为8世纪前半叶标准器物。如在金银盘中所述，以菱花形和葵花形为造型的器物，主要出现在7、8世纪之交，8世纪中叶以后流行。同样形制的银盒在日本的白鹤美术馆、大和文华馆和美国的弗利尔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等也有收藏(图1-227-231，图版67、69~71)。唐代在审美意识上的变化反映在所制作的器物上应是相同的, 故其他器物的时代也应在8世纪前半叶。

II式有圈足。丁卯桥鹦鹉纹花瓣形银盒(图1-234)、丁卯桥凤纹花瓣形银盒(图1-235，彩版31)、法门寺双狮纹花瓣形银盒(彩版32)均属于9世纪后半叶标准器物群中的器物。“田嗣莒”双凤纹花瓣形银盒(图1-233)底部刻“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十一月十五日造”，“都管七国”花瓣形银盒(图1-236，彩版 33)的形制亦与之略同。因此，II式盒的时代应为9世纪。

与圆形盒同样，花瓣形盒I式与式的尺寸差别也较大，用途当不同。

唐（618—907年）鎏金双凤纹带盖大银盒
高25.5，口径31，底径25.6厘米，重2250克
1982年元旦江苏镇江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出土
镇江博物馆藏
描述： 四出菱花形口。直腹，腹下内收，喇叭形圈足。盖面弧凸，以子母口扣合。通体鎏金。盖面捶刻凸花，以衔草翱翔的双凤纹为主体，周边刻八对相向的飞雁，间以缠枝莲花。外壁上下各刻八组奔鹿，间以卷草纹。腹下刻牡丹花八朵。圈足刻鸿雁十只。足沿变体莲瓣纹带。外底刻“力士”、“伍拾肆两壹钱贰字”。

银盒的花鸟动物图案反映了人们的吉祥观念。如图案中的双凤、对雁、双鹿寓意夫妻。莲花又称荷花，“盒”与“合”、“莲”与“年”、“荷”与“和”谐音，整器图案寓意夫妻恩爱、百年好合。又因牡丹花常被古人称为富贵花，与缠枝莲相配，象征“富贵万年”，牡丹团花则寓“富贵团圆”之意。

此盒造型华丽端庄，工艺精湛，花鸟动物图案羽毫毕现，生动传神，动感极强，顾盼之间仿佛呼之欲出，体现了唐代金银器制造工艺的高超水平。

关于盒上錾刻的“力士”二字，学界争议颇多。李白在《襄阳歌》中写道“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故学者们认为“力士”是唐代成套高档酒具的称号；亦有学者认为，“力士”表示器物坚固结实，质量上乘；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延伸，认为“力士”二字，可能是工匠或作坊的名字，有名牌商标的含义。

纳尔逊折枝纹花瓣形银盒：盒面隆起，盒底微凸，子母口扣合。盒身呈六曲花瓣形，分瓣尖端明显且大小相等，曲瓣为菱花形，外侧上下分饰宝杵纹样、鱼子地纹。盒面每瓣交替饰有花、鸟纹样。

三瓣折枝花卉纹样，其中两瓣纹样相同，均为带蕊花卉，上方配以蝴蝶；另外一瓣无蕊花卉造型类似，无蝴蝶。三瓣禽鸟纹样均有所区别，分别为鸳鸯回首、正视与飞燕。六瓣之间以粗大的缠枝纹勾连起来，又以鱼子纹作地。这样的纹样安排，有序中透露出细微差异，体现了设计上的巧妙趣味。工艺上，器身、花纹锤揲而成，细部平錾加工，纹饰鎏金。其制作代表了唐中后期高超精湛的金银器工艺水平。

蝴蝶、花卉、鸳鸯、飞鸟，这些纹样均是民间喜闻乐见的装饰样式。这件鎏金银盖盒，其纹样种类丰富多样，透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与世俗情趣。另外，以菱花形为造型的器物，主要出现在7世纪末、8世纪初，于8世纪以后流行。

 

(三)方形盒

器体呈方形，一般为盈顶。法门寺地官中盛放佛指舍利的方形盈顶盒在《法门寺物账》中称为“函”。主要器物见表 17。

器物名称 器高 器长 收藏地点 参考文献

何家村方形银盒/陕西省博物馆
大阪方形银盒/大阪市立美术馆
法门寺四天王纹方形银盒(宝函)/法门寺博物馆
法门寺素面方形银盒(宝函)/法门寺博物馆
法门寺如来说法纹方形银盒(宝函)/法门寺博物馆
法门寺六臂观音纹方形金盒(宝函)/法门寺博物馆
法门寺珍珠宝钢方形金盒(宝函)/法门寺博物馆
法门寺“御前赐”方形银盒/法门寺博物馆
法门寺素面长方形银盒/法门寺博物馆

何家村方形银盒(图1-237，图版74)出土于8世纪前半叶的标准器物群，大阪方形银盒(图1-238)的时代也基本相同。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方形金银盒是专门供奉佛指舍利的多重套装宝函(图1-239~241，彩版34，图版72、75)，其中法门寺素面方形银盒刻“咸通十三年闰捌拾伍日造”，法门寺珍珠宝钿方形金盒刻“咸通十二年捌月拾日传大教三藏僧智慧轮记”，为唐僖宗时期入藏寺院的遗物，年代为9世纪后半叶。 方形盒在形态上基本相同，但用途广泛。法门寺的方形盒是佛教用具，何家村方形银盒的形制与法门寺的方形盒一样，却不是寺院用品。法门寺“御前赐”方形银盒的盒底錾刻: “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 盖顶墨书“随真身御前赐”文字(图版 73)，是将地方官进奉给皇室的器物在供奉佛指舍利时施舍于寺院的普通用具，它与法门寺素面长方形银盒同样，均带圈足，其用途与圆形盒、花瓣形盒应是一样的，不过将器体做成方形和长方形。

 

 

(四) 不规则形盒

有的分曲瓣，一般为四瓣，分瓣处不明显，器体接近方形。有的分瓣明显，但各瓣大小不等。还有的是根据蝴蝶、卧羊、荷叶、瓜果的形状做成器物。主要器物见表18.

 

器物名称 器高 器长 收藏地点 参考文献
蓝田鹦鹉纹云头形银盒/蓝田市文管会
白鹤卧犀纹云头形银盒/白鶴美术馆
“李郁”绶带纹云头形银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法门寺双鸿纹海棠形银盒/法门寺博物馆
西安鹦鹉纹海棠形银盒/西安市文管会
丁卯桥四鱼纹菱形银盒/镇江市博物馆
西安折枝纹四瓣形银盒盖/西安市文管会
西安黄鹂纹椭方形银盒盖/西安市文管会
丹麦宝相花紋欄方形银盒/丹麦
凯波鸿雁纹椭方形银盒/卡尔·凯波
“郑绍方”鸳鸯纹方形银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齐国太夫人”缠枝纹方形银盒/洛阳第二文物工作队
“穆悰”犀牛紋椭方形银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纳尔逊卧羊形银盒/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
弗利尔瓜形银盒/弗利尔美术馆
凯波荷叶形银盒/卡尔•凯波
丁卯桥蝴蝶形银盒/镇江市博物馆
西安龟背形银盒/西安市文管会
大和文华四鸿纹环形银盒/大和文华馆
何家村折枝纹钵形银盒/中国历史博物馆

云头形、海棠形和菱形盒的形态比较接近，蓝田鹦鹉纹云头形银盒(图1-242)、“李郁”绶带纹云头形银盒(图1-243)、法门寺双鸿纹海棠形银盒 (图版58)、丁卯桥四鱼纹菱形银盒(图1-244，彩版(36)属于9世纪后半叶标准器物或器物群。因此，这类银盒(图1-245、246)的年代均在9世纪。四瓣形和方形盒应是花瓣形盒的简化，“郑绍方”鸳鸯 纹方形银盒(图1-247)、“齐国太夫人”缠枝纹方形银盒(图1-248)、“穆悰”犀牛纹方形银盒(彩版38)出土于洛阳9世纪前半叶的墓葬中，其他器物(图1-249~252)的时代也大体与之相当。

 

 

 

美国收藏的纳尔逊卧羊形银盒(图1-253,彩版 35)、弗利尔瓜形银盒(图1-254，图版60)因饰有细密的葡萄纹，时代应为7世纪后半叶、8世纪初。凯波荷叶形银盒(图1-255，图版76)以荷叶为造型，而荷叶装饰流行于晚唐，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法门寺银盐台， 法门寺乐伎纹银香宝子、法门寺人物纹银香宝子、法门寺银羹碗子等的足部均用荷叶为装饰。丁卯桥蝴蝶形银盒(图1-256，彩版37)也为9世纪的作品。

 

除了上述各形态的盒外，还有几件造型特殊的器物。何家村折枝纹钵形银盒(图1-257)的盒面隆起, 中心镂空，盒底微凸起后至中心形成小凹底。西安龟背形银盒(图1-258)与海棠形盒接近，但显然是仿龟背的形态。日本收藏的大和文华四鸿纹环形银盒(图1-259)的盒体正中有一圆孔，使盒呈圆环状。这些造型特殊的器物，根据纹样可分别定在8世纪中叶、9世纪前叶。

 

 

(五) 蛤形盒

呈蛤形，或称蚌形、贝形的银盒是一种形制特殊的盆，它的盒体和盖的上下两扇，扣合处为类似类的形式，并以环轴连接，可以开合。唐代写实仿生造型的器物，多见于陶瓷器。许多动物形器的出现成为唐代器物造型的新时尚。蛤壳壁薄体轻，质地坚硬，可用作制造器物的原料，河南偃师杏园村唐郑绍方墓，墓主头骨附近出土1件蛤盒，是用自然蛤壳制作的容器①。河南上蔡县贾庄唐墓出土1件蛤盒，是用自然蛤壳不加修饰的器物②。直到现代还以天然壳为容器盛装化妆品，“蛤蜊油”即为天然蛤壳盛装的护肤防裂油。唐代，仿生器物深受人们的喜爱，又有天然蛤壳制成的日 用器物，以银来仿制盒也不足为奇了。主要器物见表19。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5期。

②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二队:《河南上蔡县贾庄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2期。

 

器物名称 器高 器宽 收藏地点 参考文献

鸳鸯紋姶形银盒/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韦美美”鴛鴦紋蛤形银盒/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李景由”宝相花紋蛤形银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郑洵”鸳鸯紋蛤形银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白鹤宝相花纹蛤形银盒/白鹤美术馆
大阪鸳鸯纹蛤形银盒/大阪市立美术馆
大阪忍冬纹蛤形银盒/大阪市立美术馆
大阪山岳纹蛤形银盒/大阪市立美术馆
芝加哥缠枝紋蛤形银盒/芝加哥美术学院
弗利尔双凤纹蛤形银盒弗利尔美术馆
弗拉海狸鼠紋蛤形银盒/弗拉美术陈列室
瑞典鸯鸟纹蛤形银盒/瑞典
哈·克·李鸚鵡纹蛤形银盒/哈·克·李

目前国内外公开发表的蛤形银盒有10余件。在地下出土始形盒以前，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品①的年代被推定为7世纪后半叶到8世纪前半叶，其余蛤形盒曾被推测为9世纪晚唐时期的作品②。这些蛤形银盒造型一致，纹样虽有差别，总体风格相似，其年代应大致相同。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为形盒准确的断代提供了线索。

陕西西安市东郊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墓、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韦美美墓和河南偃师杏园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李景由墓、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郑墓各出土1件(图1-260~262，彩版40、42、43)，时代均在8世纪中叶及以前，表明了蛤形盒的流行时期。这4件器物也是对海外同类收藏品断代的重要参考。

① 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有一件曾由Lucy Maud Buckingham 收藏的形鎏金银盒，收录在1989年芝加哥美术馆在日本东京和大阪举办的“中国美术名品展”图录(《力美术馆，中国美术名品展》图27，日本写真印刷株式会社，1989年)中，此件与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著录的芝加哥美术学院藏品相似，由于照片和线图的拍攝和描绘角度不同，而且美国博物馆和私人藏品经常易手，故难以判断是否为同一件物品。

② 韩伟编著:《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

大阪鸳鸯纹蛤形银盒(图1-263)与“韦美美”鸳鸯纹蛤形银盒的纹样相似，也与何家村窖藏出土的8世纪前半叶的何家村双鸿纹圆形银盒、何家村双纹圆形银盒的主题十分相似。大阪忍冬纹蛤形银盒(图1-264)、白鹤宝相花纹蛤形银盒(图1-265)根部孔雀开屏似的纹样与“郑”鸳鸯纹蛤形银盒同部位纹样相似。白鹤宝相花纹蛤形银盒的纹样中心为醒目的宝相花，与“李景由”宝相花纹蛤形银盒的纹样更为相似。由此看来，它们的年代也应一致。

海外收藏的蛤形银盒，如大阪山岳纹蛤形银盒(图1-266)、弗利尔双凤纹蛤形银盒(图1-267，图版77)、弗拉海狸鼠纹蛤形银盒(图1-268，图版59)、芝加哥缠枝纹蛤形银盒(图1-269，彩版41)、瑞典鸾鸟纹蛤形银盒(图1-270) ①等分别饰繁缛的葡 菊纹、缠枝纹、宝相花纹等，均以细密、满地装为特征。

这在唐代纹样分期上是7世纪末到8世纪中叶的主要内容，而且并不独出现在金银器上。唐代铜镜中的葡萄纹镜，出现于唐高宗时期，流行于武则天时期及玄宗初年，8世纪中叶后少见。带枝、蔓、叶、花、实且比较纤细的缠枝纹在铜镜、石刻中均为8世纪中叶以前。宝相花是指由对卷的忍冬叶或勾卷组成花瓣的整体团花，在敦煌壁画中也主要流行于8世纪初和中叶②。海外收藏的蛤形银盒上的纹样均符合这一时代特征，其时代也均为8世纪中叶或稍早。“郑洵”鸳鸯纹蛤形银盒最晚，墓葬纪年为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其上的双鸿雁或鸭，不是相对而立，而是前后并排，植物纹为阔叶大花，构图疏朗随意，这在唐代纹样中主要流行在8世纪中叶以后。哈·克·李鹦鹉纹蛤形银盒(图1-271)的时代也可能略晚。

“韦美美”鸳鸯纹形银盒，出土在紧挨墓主头部的地方，与盛化妆品的金、银、铜质小器皿同置于一个圆漆盒内。“李景由”宝相花纹蛤形银盒出土在男性墓主头部附近的银平脱漆方盒内，此墓为二次合葬，墓内曾进水，器物漂浮移动，银平脱漆方盒原来应是李景由妻卢氏的用物，为盛装化妆品之用。

①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尔夫藏形银盒(参见韩伟编著的《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图259，三秦出版社，1989年)，从图像上观察较为古怪，疑为赝品，因未见实物不敢臆断。
②薄小莹:《敦煌莫高窟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图案装饰》，《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