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壶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唐代关于金银壶的记载颇多。《新唐书·李维传》载:元和时期“襄阳裴均违诏书,献银壶瓮数百具”。可见壶在唐代是常用器物,大量制作。考古出土和收藏品中被叫做金、银壶的器物,实际形制差别大,在使用中属于完全不同的器类。有的在器物上部有活动提梁,有的在腹部有把,并有注或流,还有的带三足、四足,也有一些被称为罐,较大的还被叫做瓮。这些不同的“壶”类器皿,在通常的考古报告和研究中不加以区分,有时以型式表示不同,型与式之间却无联系。为区分不同的器类,可以其形制特点所反映的用途不同,分别称为提梁壶、带足壶、注壶、罐形壶、唾壶。
(一)提梁壶
罐式的器体加以提梁。一般在器体的肩部两侧铆焊环或铺首,再连接弧形的提梁,提梁可以自由活动。主要器物见表20。
器物名称 器高 口径 足径 收藏地点 参考文献
- 何家村舞马纹提梁银壶/陕西省博物馆
- 何家村莲瓣纹提梁壶/陕西省博物馆
- 何家村素面提梁银壶/陕西省博物馆
- 何家村素面提梁银壶/陕西省博物馆
- 何家村鹦鹉纹提梁银壶/陕西省博物馆
- 繁峙折枝纹提梁银壶
- “齐国太夫人”提梁银壶/洛阳第二文物工作队
何家村舞马纹提梁银壶(图1-272,彩版44),器身仿皮囊,上方有弧状提梁,不能活动。竖式筒状小口置于壶上方的一端,有带子口的覆莲瓣纹的盖。盖顶端有一环,环中套链条与提梁相连。这件壶在唐代金银器中尚属孤例,其平面呈椭圆形,提梁在器顶偏于一侧,具有草原游牧民族器物的特点。壶的腹部两侧各饰一匹衔杯舞马,圈足与腹部相接处有绳索纹边饰。舞马活动流行于盛唐时,绳索纹流行于唐代前期。该器出土于标准器物群何家村窖藏,年代应是8世纪前半叶。
何家村莲瓣纹提梁银壶(图1-273,图版79)和2件何家村素面提梁银壶(图1-274,图版78)出土于8世纪前半叶的标准器物群。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韦美美墓出土的提梁铜壶,与何家村素面提梁壶的造型。
① 《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二,4837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新出土文物集萃》,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
几乎完全一样。何家村鹦鹉纹提梁银壶(图1-275,彩版45)所饰折枝花,花叶肥大,整体纹样布置留出较多的空白,年代可能略晚。提梁壶流行的时间很长,繁峙折枝纹提梁银壶(图1-276)腹部饰阔叶团花和鸳鸯纹,同时出土的器物有带“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刻文银盘①、带“诸道转盐铁运等使臣高骈进”刻文银盘, 高骈为9世纪后半叶唐懿、僖宗时期人。这种提梁壶直到宋代以后一直使用。
“齐国太夫人”提梁银壶(图1-277)无盖,敛口,鼓腹,圜底。齐国太夫人卒于长庆四年(公元824年)。
① 山西繁峙发现的“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刻文银盘已经流失,报告只记录了文字(参见李有成:《繁峙县发现唐代窖藏银器》,《文物季刊》1996年1期)。
(二) 罐形壶
壶体呈罐形,一般带盖,也可称为罐,形体大的称瓮。主要器物见表21。
器物名称 器高 口径 臏径 收藏地点 参考文献
- 喀喇沁双鱼罐形银壶/喀喇沁旗
- 正仓院狩猎纹罐形银壶/正仓院
- 何家村素面罐形银壶/陕西省博物馆
- 何家村素面罐形银壶/陕西省博物馆
- 凯波莲花紋罐形银壶/卡尔·凯波
- 东大寺狩猎纹罐形银壶/东大寺
- 丁卯桥素面罐形银壶(瓮)/镇江市博物馆
喀喇沁双鱼罐形银壶(图1-278),平面呈椭圆形,由两条腹部相接的构成器形,双鱼尾着地直立状,鱼口作壶口。与该壶同时出土的5件银器中有“赞”葵花形银盘,时代为8世纪后半叶。壶的整体作成鱼身的做法,在唐代陶瓷器物中也曾见到,如扬州博物馆藏的三彩双鱼形壶。
图1-278 喀喇沁双鱼罐形银壶
正仓院狩猎纹罐形银壶(图1-279,图版83),鼓腹,圈足,无盖。据底部刻的“东大寺银壶重大五十二斤盖实并台重大七十斤十二两天平神护三年二月四日”,可知原来有盖。另外,此器足为分离的台座①。2件何家村索面罐形银壶(图1-280,图版81)出土于标准器物群,时代当在8世纪前半叶。凯波莲花纹罐形银壶(图1-281,图版87)和东大寺狩猎纹罐形银壶(图1-282)的形制略同,但都保存着盖,时代亦为8世纪前半叶。丁卯桥素面罐形银壶(瓮,图1-283)为9世纪的遗物。形体很大,外底中部竖刻“酒瓮壹口并盖锥子等共重贰百陆拾肆两柒钱”,可见形态似壶但器形较大的被称作瓮,并用于盛酒,《安禄山事迹》载唐玄宗賜安禄山物品中也有“八斗金镀银酒瓮”。
据考,此器可能是称德天皇(公元764年至770年)给东大寺的献物(参见奈良国立博物馆所编 《正仓院》,株式会社便利堂,1988年)。
(三)带足壶
唐代带足的银壶出土较多,罐形壶体,有的带盖,平底或底,,一般为三足,也有的为四足。主要器物见表22:
西安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墓出土莲瓣纹三足银壶(彩版47)和折枝纹三足银壶(彩版46),前者器体为碗状,带盖。后者为腹罐状,也带盖。何家村三足银壶(图1-284),器身似一圜底带盖碗,有三足。另1件何家村三足银壶为直折底(图版80),时代均在8世纪前半叶。
器物名称 器高 口径 收藏地点 参考文献
- 莲瓣纹三足银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 折枝纹三足银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 何家村三足银壶/陕西省博物馆
- 何家村三足银壶/陕西省博物馆
- 背阴村人物纹三足银壶/陕西省博物馆
- 丁卯桥童子纹三足银壶/镇江市博物馆
- “水邱氏”人物纹四足银壶/临安文管会
8世纪中叶以后带足壶更为流行,壶身多为罐形。背阴村人物纹三足银壶(图1-285,图版84)、丁卯桥童子纹三足银壶(图1-286, 彩版48)、“水邱氏”人物纹四足银壶(图1-287,图版85)分别出土于标准器物群,时代为9世纪。
(四) 注壶
器物的一側有一弧形的把手,相对的一侧安有管状流口,有时叫带把壶,有的出土器物自铭“酒注”,也常常称作“注子”或“注壶”。《资暇录》云:“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虽数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无遗滴。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而盖、觜、柄皆具。太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曰偏提。”①带管状流的注壶出现在中唐时,逐渐流行,用于饮酒和饮茶②。主要器物见表23。
器物名称 器高 口径 收藏地点 参考文献
- “宣徽酒坊”银注/陕西省博物馆
- 咸阳缠枝纹金注亚/咸阳市博物馆
- “水邱氏”素面银注壶/临安县文管会
- 不列顛银注壶/不列颠博物馆
- 丁卯桥素面银注壶/镇江市博物馆
- 丁卯桥素面银注壶/镇江市博物馆
“宣徽酒坊”银注(图1-288)有“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六月二十日别敕造”的刻铭。咸阳缠枝纹金注壶(图1-289,彩版52)的流口部分已残,已发表的器物图片上的流口是复原后加上的,原来的流应更长些。这件金壶壶身所饰的缠枝纹与法门寺乐纹银香宝子、法门寺六臂观音纹方形金盒(宝函)的缠枝纹一致,应为9世纪的作品。“水邱氏”素面银注壶(图1-290)出土于标准器物群水邱氏墓。丁卯桥素面银注壶(图1-291、292)出土于标准器物群,时代为9世纪后半叶。不列颠银注壶(图1-293)据说与之同时出土的一件器物有“乾符四年”(公元877年)的铭刻③。浙江淳安县朱塔银壶盖(2)(图1-294)与不列颠银注壶的盖相同。
①李济翁:《资暇录》,丛书集成初编,0279册,27页,中华书局,1985年。
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文物丛谈》,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③ 後藤守一:《大英博物馆所藏の唐代金银器》,《考古学杂志》第二十卷第二号,1930年。
(五)唾壶
壶的形制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似一浅腹底碗,侈口,四曲葵花瓣形,其下有较细颈与下部的罐形器身相连,底为圈足。壶有时也被叫做“渣斗”、“唾盂”。金唾至少在曹魏时期已有制作,曹操《上杂物疏》中云:“御杂物用,有纯金壶一枚,贵人有纯银参带睡壶三十枚。”① 《旧唐书·郑朗传》载:“初,太和末风俗稍 奢,……张元昌便用金唾壶。
②唾壶是拿在手上捧着使用的,西安南里王村唐韦洞墓的石椁线刻人物中,有一个双髻侍女,手上就捧着这样的唾壶③。唾壶是唐代常见器物,多用陶瓷制作,尚未发现金唾壶,银唾壶有3件,器物见表24。
器物名称 器高 器宽 收藏地点 参考文献
- 西安折枝纹银唾壶/西安市文管会
- 普赖斯折枝紋银唾壶/普赖斯·扬家庭博物馆
- “水邱氏”素面银唾壶/临安县文管会
唾壶在唐代墓葬出土的陶瓷器中常见,如陕西礼泉张士贵墓出土的瓷壶④、河南洛阳偃师元和五年(公元810年)郑绍方墓出土的瓷壶 ©。唾壶的时代变化特征明显,唐前期的唾壶上部为盘口,带盖,直径小于下部腹径,中晚唐时期的上部为碗状,直径大于下部的腹径。西安折枝纹银唾壶(图1-295,彩版50)与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刻铭的银铤同出于枣园村窖藏,“水邱氏”素面银唾壶(图1-296)为标准器物群中的遗物。普赖斯折枝纹银唾壶(图1-297)是传世收藏品。3件银壶的造型基本一致,均为口大腹小的特征,与中晚唐时期的瓷壶一致,应为9世纪的作品。
① 《曹操集》,40页~43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② 《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三,4493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③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县南里王村唐韦洞墓发掘记》,《文物》1959年8期。
④ 陕西省文管会等:《陕西礼泉唐张士贵墓》,《考古》1978年3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 古》1986年5期。
六 瓶、炉、香囊、铛
(一)瓶
唐代金银器中瓶发现的并不多,报告中称作瓶的器物,器形差别较大,相互间没有共同之处。《旧唐书·齐映传》载:“映常以顷为辅,无大过而罢,冀其复入用,乃掊做贡奉,及大为金银器以希旨。先是,银瓶高者五尺余。李兼为江西观察使,乃进六尺者。至是,因帝诞日端午,映为瓶高八尺者以献。”①如此巨大精美的银瓶,考古发掘和传世收藏尚未见到,只有一些普通的小银瓶。主要器物见表25。 海狸鼠纹银瓶(图1-298,图版86)、奔狮纹银瓶(图1-299,彩版49)的形制相同,均为喇叭口,细长颈,圆肩,长鼓腹,圈足。同样的器形在其他质料的器物中也有发现,如山西长治北石槽文明元年(公元684年)4号墓②、太原金胜村武则天时期的5
器物名称 器高 收藏地点 参考文献
- 海狸鼠纹银瓶/布鲁克莱特博物馆
- 奔狮纹银瓶/戴·托恩美术学院
- 何家村小口银瓶/陕西省博物馆
- 何家村仰莲座银瓶/陕西省博物馆
- 法门寺银阏伽瓶/法门寺博物馆
- 喀喇沁鹿紋银瓶
①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六,3751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②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文物工作组:《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5年9期。
号墓①、西安东郊西北国棉五厂37号唐墓②出土了陶长颈瓶。大体可以说这种器形流行于玄宗之前。时代更早一些的有安阳北齐范粹墓③出土的青釉瓷瓶及河北磁县东魏墓出土的褐釉瓷瓶。与银长颈瓶更为相似的铜长颈瓶,出自纪年墓的主要有河北景县封氏墓®、河北赞皇李希宗墓®、山西北齐库狄迴洛墓⑦,3件器物均属北朝时期。上述这些器物,大体表明长颈瓶是北朝至唐代玄宗时期流行于北方的器物。海狸鼠纹银瓶、奔狮纹银瓶的形制最接近北朝的遗物,时代应在7世纪后半叶。
唐代金銀器中瓶發現得並不多。較多錄著的兩件,分別為藏於布魯克萊博物館及戴•托恩美術學院的一件海狸鼠唐草紋銀瓶,及一件奔獅唐草紋部分鎏金銀瓶,皆約20厘米高,喇叭口,細長頸,圓肩鼓腹圈足。齊東方著《唐代金銀器的考古研究》中,比較同期出土相同器型的瓷器,大體判斷此類長頸瓶是北朝至唐代玄宗時期流行於北方的器物。此拍號中銀瓶尺寸較兩件小,形制相類,紋飾似乎是綜合兩件而成。韓偉編著《海内外唐代金銀器萃編》中器物綫圖描繪的二瓶,一有忍冬葡萄卷草環繞的海狸鼠,一有攀沿于卷草藤上的金毛獅,皆可與此瓶相比。另外河南博物院藏一海狸鼠葡萄卷草紋銀瓶,通高12厘米,尺寸與該瓶更接近,肩腹更趨方棱,脖頸略粗,紋飾中海狸鼠、葡萄及卷草的排列也與該瓶如出一轍。比較上文提及三件長頸瓶,見齊,《唐》,北京,1999,p. 105-106;韓,《海》,西安,1989,p. 155-156, no. 298 no. 299, p. 228;及河南博物館官網,每周一品詞條 “4-52海狸鼠葡萄卷草紋銀瓶”。
何家村小口银瓶(图1-300)颈部有一圈外凸的棱带,外表看口较粗,但颈与腹部相接处仅留直径约为0.5 厘米的小孔,孔内有棍状的塞。圜底,器壁厚重。这种小银瓶共出土4件(图版82),命名为石榴罐,被认为古代炼丹的药具,即简单的蒸馏器⑧。 何家村仰莲座银瓶(图1-301)有盖,短颈,器底外撇后形成底,底部有一小孔。这两种均出土于标准器物群何家村窖藏,当属于8世纪中叶以前的器物。
法门寺银阏伽瓶(彩版53),盘口,细颈,短流,圆腹,喇叭形圈足。共出土4件,足内分别书“东”、“南”、“北”,另一件原当有“西”字。时代为9世纪后半叶。
①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 1959年9期。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新出土文物集萃》,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
③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期。
④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东魏墓》,《考古》1977年6期。
⑤ 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3期。
⑥ 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6期。
⑦ 王克林:《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3期。
⑧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写作小组:《从西安南郊出土的医药文物看唐代医药的发展》,《文物》1972年6期。
⑨ 耿鉴庭:《西安南郊唐代窖藏里的医药文物》,《文物》1972年6期。
“阏伽瓶”是法门寺地宫中出土的《法门寺物账》所记唐朝人的定名,为佛教寺院专用器物。据饶宗颐考证,“阏伽”梵言 Arghya,其意为香水,为佛教做法场时置于坛四角的器物①。
喀喇沁鹿纹银瓶(图1-302),“发现时已被砸扁,残损最甚,经复原后,全形呈一圆球状,顶部似没有器口,只在底部有口。”②此器可能是瓶。与“刘赞”葵花形银盘同出,时代应为8世纪后半叶。
除上述瓶,有的被称为壶的器物也可叫瓶。《朝野佥载》载:“初兵部尚书任瓖:敕赐宫女二人,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官斋金胡缾酒赐之。”③ 《安禄山事迹》云,唐玄宗曾“赐禄山金靸花大银胡年饼(瓶)四”及“金窑细胡瓶”。 “胡瓶”的样式可由日本正仓院藏的漆器得知,这件漆器在《国家珍宝账》中明确记为:“柒胡瓶一口”。其形制与内蒙古李家营子银带把壶、河北宽城银带把壶 (把已脱落)属同类器物,这两件银带把壶或所谓“胡瓶”,应为粟特输入品®。
(二) 炉
炉在唐代银器中多有发现,用于熏香、煮茶及取暖等,为不同的器具。曹操《上杂物疏》中云:“御物三十种,有纯金香炉一枚,下盘自副,贵人公主有纯银香炉四枚,皇太子有纯银香炉四枚。”①提到是熏香用的炉,可知用金银制作香炉在唐以前就有。韩愈《奉和库部庐四兄曹长元日朝回》诗有“金炉香动螭头暗,玉佩声来雉尾高” ® 之句,指的也是熏炉。而《太平广记》引《玄怪录》所云:“银炉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厢帷中”©的银炉指的是茶炉。可见唐代各种用途的金银炉的使用普遍。主要器物见表26。
目前发现的银炉,时代都比较明确,分别出土于标准器物群何家村窖藏、丁卯桥窖藏、法门寺地宫和水邱氏墓。
① 饶宗颐:《文化之旅》,9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 喀喇沁旗文化馆:《辽宁昭盟喀喇沁旗发现唐代鎏金银器》,《考古》1977年5期。
③ 张鷟《朝野佥载》卷三,59页,中华书局,1979年。
④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⑤ 奈良国立博物馆:《正仓院展》,株式会社便利堂,1987年。
⑥ 参见本书第三编《李家营子出土的银器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⑦《曹操集》,40页~43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⑧《全唐诗》第五函第十册,8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⑨ 《太平广记》卷三百四十三宝玉条,2720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器物名称 器高 器宽 收藏地点 参考文献
- 何家村五足银炉/陕西省博物馆
- 法门寺五足银炉/法门寺博物馆
- “水邱氏”三足银炉/临安县文管会
- 丁卯桥高圈足银炉/镇江市博物馆
- 法门寺高圈足银炉/法门寺博物馆
- 法门寺盆形银炉/法门寺博物馆
- 法门寺碗形银炉/法门寺博物馆
何家村五足银炉与法门寺五足银炉形制相似。何家村五足银炉(图1-303,图版88)分三层,上层为炉盖,盖面高隆,顶部平坦,雕有仰莲瓣的宝珠形的钮铆于正中。中层以子母口与下层相接,束颈,鼓腹。下层为圆盘状炉身,深腹,直壁,有五个蹄形足,足间的腹外壁有链条五根。法门寺五足银炉(彩版54)分两层。上层为炉盖,宽沿平折向下,与炉身扣合。盖面高隆,宝珠形盖钮,以仰莲瓣衬托。下层是炉身,直口,平折沿,方唇,深腹,平底。腹壁铆接五只独角四趾兽足,足间腹壁外以销钉套接绶带盘结的朵带。还有与之相配的托盘。两者的区别是:何家村五足银炉分三层,炉体高,有简单的五个蹄足,在炉盖和腹部镂空花纹为溢烟孔。法门寺五足银炉分两层,炉体稍矮。炉的足较复杂,上部为独角兽,下部是四趾蹄。宝珠盖钮下仰莲瓣开上卷作为溢烟孔。前者时代在8世纪前半叶或稍早。后者錾刻铭文5行49字,为咸通十年(公元869年)文思院造。
“水邱氏”三足银炉(图1-304),炉体呈圜底罐形。小直口,鼓腹,腹部镂四组对称的,每组六个长方形的溢烟孔,镂孔之间铆有链条。三足为扁长条卷曲形,足顶部较集中地接于炉体底部,足底部向外撤出并上卷。炉内有炭灰和木炭。出土于9世纪后半叶的水邱氏墓。
丁卯桥高圈足银炉、法门寺高圈足银炉、法门寺盆形银炉、法门寺碗形银炉皆带炉座。
丁卯桥高圈足银炉(图1-305)、法门寺高圈足银炉(图版89),炉座也可称为高筒式圈足,整个炉体呈塔形。丁卯桥高圈足银炉分三层,可以拆卸组装。上为较高炉盖,弧顶,饰仰莲瓣宝珠钮,盖腹较直,以镂空卷草纹为溢烟孔。中层是承盘,宽沿,折边,突棱状子口,平底。下层为筒形炉座,上小下大,有四个壶门。法门寺高圈足银炉由盖、身组成,盖沿为三层渐收的棱台,盖面呈半球状,上半部镂空为溢烟孔,顶部是三层银片作成的仰莲瓣承托镂空的莲式宝珠。炉身与炉座为一体,上小下大,平底。 口沿亦为三层渐收的棱台,每层棱台外缘六曲。腹壁为内外两层铆合在一起。内层分作六块,与炉底铆接。外层由炉体向下即成炉座,下部有六个壶门,底部接平折的足沿。 炉底与腹壁铆接,其下焊有用作承托的十字铜条,炉身两侧的口沿下各铆接一个提耳。
法门寺盆形银炉(彩版55)由炉盘、炉座构成。盆形炉盘敞口,平折沿,斜腹壁,平底。腹壁分为五瓣,各辧心都铆接一兽面铺首,口衔环耳并套一环。炉座为覆盆状,小直口,圆肩,宽平足沿。腹壁有五个镂空壶门。
法门寺碗形银炉(图1-306)炉身上部呈圜底碗形,平折沿,口沿上立有四棱攒尖钮,下部为喇叭形底座。此炉在报告发表时被称为“素面银灯”,但《法门寺物账》上明确记有“香炉并碗子”,与该器正合。
这4件炉皆出土于9世纪后半叶的标准器物群。
上述炉中法门寺高圈足银炉和“水邱氏”三足银炉,有的学者认为是茶炉①。但法门寺高圈足炉锤揲成型,腹壁为六块,与炉底铆接,根本无法盛水。炉盖上部及盖钮上均有镂孔,如果用于煮水,无需镂孔。另外,若用于煮水,下部应燃火,此炉下的圈足内无法燃火,亦不易使用炭类。
① 韩伟:《从饮茶风尚看法门寺等地出土的唐代金银茶具》,《文物》1988年10期。
② 孙机:《法门寺出土文物中的茶具》,《文物丛谈》,103页~113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相反,作为熏香用具,将香料置于炉腹中点燃,其盖的镂孔正可溢香。法门寺地宫出《法门寺物账》中记有“银白成香炉一枚并承铁共重一百三两”,可知与此炉正合,为熏香用具。而且炉盖出土时,盖面贴一墨书“大银香炉臣杨复恭”的封签,杨复恭同时还进献“银白盛香盒”,故两者为一套香用具。由此推知,丁卯桥高圈足银炉亦应为香炉。《茶经》对烹茶用的风炉的描述是“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看来用于盛水、煮水的风炉,应该严密无缝,铸器就十分必要了。“水邱氏”三足银炉也不会是茶具中的风炉,该炉的口径和高仅为7.6厘米和9.5厘米,腹壁又有四组镂孔,不能盛水。如果作为燃火用具,器物小,火力弱。况且,敛口的炉形亦不利火的燃烧。此炉内存有炉灰和细木炭,未化验是否为香料,很有可能是 随身取暖或熏香的用具。
(三)香囊
这种金属制作的圆形器物十分别致,球形体,内外分三层,带链钩。 外层为两个半圆体,用子母口扣合,饰以镂空花纹。其内设两层双轴相连的同心圆机环,大的机环与外层球壁相连,小的机环安置香盂(图1- 307)。使用时,随着最内层半圆形香孟所受的重力和活动机环的作用,无论外层球体如何转动,最里面的香孟总保持平衡状态。香孟盛装香料,点燃时火星不会外漏,烧尽的香灰也不至于撒落出,设计非常巧妙。无论是考古发掘品还是博物馆藏品,过去都称为“熏球”或“熏炉”,按其形状和用途而命名。《旧唐书·杨贵妃传》载,安史之乱后唐玄宗自蜀地重返京都,思念旧情,秘密派人改葬贵妃,但挖开旧冢时发现:“初时以紫褥裹之,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内官以献,上皇视之凄惋……”②在唐代壁画、石刻的人物像中,腰间悬挂的香袋或香包似为丝织品制成,然而,丝织物易于朽坏,杨贵妃埋葬后,“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的香囊未必是用丝织品制作的。这种器物在法门寺地宫中出两件(图1-308),记载地宫藏品的《法门寺物账》上记述银器时提到“香囊二枚重十五两三分”,与出土器物正合。可知这种圆形的熏香器物的名字应是“香囊”。
图1-308 法门寺银香囊
① 陆羽:《茶经》,从书集成初编本1479册,5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② 《旧唐书》卷五十一 2181页,中华书局,1975年。
关于它的名称和用途,《一切经音义》香囊条载: “考声云:香袋也。案香囊者,烧香器也。巧智机关,转而不倾,令内常平。集训云:有底袋也。”又载:“考声云:斜口香袋也。案香囊者,烧香器物也。以铜、铁、金、银玲珑圆作,内有香囊,机关巧智,虽外纵横圆转,而内常平,能使不倾。妃后贵人之所用之也。”①对香囊的样式、用途和质地记载的十分详尽。参照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法门寺物账》及实物,可知唐人把这种球状的香用具称之为“香囊”。唐代银香囊主要器物见表27。
器物名称 器高 器覽 收藏地点 参考文献
- 沙坡村银香囊/中国历史博物馆
- 沙坡村银香囊/中国历史博物馆
- 沙坡村银香囊/中国历史博物馆
- 沙坡村银香囊/中国历史博物馆
- 何家村银香囊/陕西博物馆
- 三兆村银香囊/西安市文管会
- 法门寺银香囊/法门寺博物馆
- 法门寺银香囊/法门寺博物馆
- 正仓院银香囊/正仓院
- 弗利尔银香囊/弗利尔美术馆
- 凯波银香囊/卡尔·凯波
- 凯波银香囊/卡尔·凯波
- 大都会银香囊/大都会博物馆
沙坡村银香囊和何家村银香囊(图1-309~312、315,彩版56、57),年代下限为8世纪中叶,法门寺银香囊由于地宫封闭的时间为9世纪后半叶,其时代为9世纪。其他银香囊(图1-313、314、316、317,图版92~94)的时代均在8世纪中叶以前,个别时代稍晚。
① 《一切经音义》卷六、卷七,230页、2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葛洪:《西京杂记》(8页,中华书局,1985年)“常满灯被中香炉”条载:“长安巧工丁缓者,……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所谓“被中香炉”也是“机环转运四周,而体内常平”的香器,正是后来唐代的香囊。
可见这种器物在唐代始终流行。日本正仓院还收藏一件铜香囊。球状香囊的顶部安有环钮、链条、挂钩,显然不仅可任意摆放、四处悬挂,同时还可以随身携带。多数香囊的直径在5厘米以下,又可作为手中的赏玩之物,甚至藏在身中不被人所知。香囊随人走动,周围始终伴随着沁人肺腑的芳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载:“若善男子善女子等,怖畏怨家恶兽横厌祷疾疫毒药等,应书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随多少分香囊盛储,置宝筒中恒随逐身,供养恭敬尊重錾赞叹,诸怖畏是皆自消除。”①这里所说的香囊,似乎还用于佛事活动,与避邪免灾有关。
①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一,No.220;T7/551b-552ad
(四) 铛
铛是一种带柄的器物,有的带足,可能是溫酒器或药具①。《太平御览》引《通俗文》曰:“黼有足曰铛”②。《南齐书·萧颖胄传》载:“上慕俭约,欲铸坏太官元日上寿银酒鎗,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颖胄曰:‘朝廷盛礼,莫过三元。此一器既是旧物,不足为侈。’帝不悦。后预曲宴,银器满席。颖胄曰:‘陛下前欲坏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惭色。”③《太平御览》引此条时“银酒鎗”作“银酒铛”。李白《襄阳歌》中有“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之句。《新唐书·武攸绪传》 载其曾被皇帝“赐金银铛鬲”⑤,可见唐代用金银制作铛。唐代银器中有两件被称为碗的器物,带柄,柄部与三足铛的柄一样,应属同类器物,暂时归在此类器物中。主要器物见表28。
器物名称 型别 器高 器宽 收藏地点 参考文献
- 何家村双狮纹短柄三足金铛/陕西省博物馆
- 何家村素面短柄三足银铛/陕西省博物馆
- “李景由”短柄圜底银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芝加哥短柄圈足银铛/芝加哥美术学院
- 何家村素面长柄三足银铛/陕西省博物馆
- “齐国太夫人”长柄圜底银铛/洛阳第二文物工作队
铛根据柄及器底的不同可分为三型。
A型铛短柄,带三足。何家村双狮纹短柄三足金销(图1-318,彩版69)和何家村素面短柄三足银铛(图1-319)器身呈底碗形,柄作叶芽状。后者柄上还有云曲状指垫。A型铛均出土于8世纪前半叶标准器物群何家村窖藏。陕西西安东郊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韦美美墓出土一件黑褐釉瓷铛,器物造型与A型铛相似,时代也相近。
① 孙机:《鹦鹉杯与力士铛》,《文物丛谈》,文物出版社,1991年。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写作小组:《从西安南郊出土的医药文物看唐代医药的发展》,《文 物》1972年6期。
耿鉴庭:《西安南郊唐代窖藏里的医药文物》,《文物》1972年6期。
② 《太平御览》卷七五七器物部,3360页,中华书局,1986年。
③《南齐书》卷三十八,666页,中华书局,1995年。
④ 《全唐诗》第三函第四册,3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⑤《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5602页,中华书局,1986年。
B型铛短柄,圜底或带圈足。“李景由”短柄圜底银铛(图1-320)的口部微敞,浅腹,平底,一侧有叶芽状柄,柄的形状及器体与A型铛十分相似,只是不带三足。芝加哥短柄圈足银铛(图1-321,图版95)为侈口,腹部有突梭一周,并由此下折,短柄焊于口沿下,亦为叶芽状。“李景由”短柄圜底银铛出土墓葬的年代是开元二十六年 (公元738年)。芝加哥短柄圈足银铛的年代在8世纪中叶以前。
C型铛长柄,何家村素面长柄三足银铛(图1-322,图版96)深直腹,平底,带三足。颈腹间安有短流,流身稍上翘。颈下焊接长柄,长柄根部有合页,可使长柄折叠, 并有滑动锁扣可以固定,时代应为8世纪前半叶。“齐国太夫人”长柄圜底银铛(图1-323)无足,带盖,时代为9世纪后半叶。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新出土文物集萃》,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