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斐: 故宫博物院藏康熙瓷器人物纹及其文化内涵探析 (五)仕女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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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仕女婴戏循守宗法伦常

仕女画入瓷早可见于唐代长沙窑，至明末清初进入繁盛，尤以康熙时期的评价最高。《陶雅》曰:“瓷器最重画工，雍正以花卉最工，人物则不及康熙远甚，尤以画美人之瓶罐，不能见重于后世。”故宫博物院藏青花仕女图盘[图37–39]，盘心分别刻画了女子逗弄鹦鹉、拈线刺绣和执笔绘兰的生活情态，画中女子眉清目秀，温柔典雅。为突出主体人物，除山石、案几、寥寥片叶外，几无其他陪衬，人物简约凝练，极具艺术个性。这样独特的创作审美，仅在康熙朝被推崇并传播，这是对明末以来，从本心出发，弃“矩”求“理”的社会思潮的延续，也有赖于当时满汉中西文化的碰撞和相对宽松的艺术氛围。

多人仕女图主要以拈花、庭院赏游、舞蹈宴乐为主[图40-44]，背景多为庭院景致。古代女子居内，“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庭院在建筑内部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较为安静的室外活动空间，园中亭台楼榭、洞石花木，清幽雅致，是中上阶层女性消遣寂寞的重要场所，也代表了男权为主的封建社会对理想女性生活的审美倾向。

古代女性在家庭中主要担负抚育、教养后代的职责，故仕女往往与婴孩相伴，称为“仕女婴戏图”[图45-46]。端庄、恬静的女性陪伴着纯真可爱、活泼俏皮的孩童，动静相宜，充满和谐生动的生活意趣，也寄托了家庭和睦、子孙兴旺的美好愿望。明末清初，战乱频繁，人口锐减。为鼓励生育，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发谕旨:“令直隶督、抚将今钱粮册内有各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永为定数，免其加增钱粮，续生人丁，永不加赋。”在政府的倡导下，瓷绘婴戏图[图47]的发展也再次进入繁盛期。举莲、攀花、打鼓、斗草、蹴鞠、放纸鸢、持灯笼、骑竹马等程式皆可入画。故宫博物院藏康熙青花“四妃十六子图”罐[图48]，寓人丁兴旺、子孙多贤。康熙青花百子图四足方花盆[图49]，以更宏大、热烈、欢腾的百子婴戏累加祥瑞，祈福国祚，烘托出喜庆吉祥的气氛。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中，婴童的形象不仅具有多子多福的吉祥寓意，更融合了天人合一思想、宗教信仰和宗法伦常。道教对婴儿持极高的评价和赞美。老子曰:“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婴儿少私寡欲，纯真自然，启发人对返璞归真、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虑。瓷器喜绘婴童举莲，这一形象与佛教经典联系密切。《佛说阿弥陀佛经》载:“化生童子本无情，尽向莲花朵里生，七宝池中洗尘垢，自然清净是修行。”随着佛教的本土化，化生童子在宋代衍生出手持荷花，象征生殖繁衍的七夕节物摩喉罗，并进一步演化为小童围肚兜，坐于莲上或一手举莲的形象，寓意“连生贵子”。

儒家视生育为家庭稳定、宗族延续以及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不仅提倡多生，更鼓励追求事功，即学而优则仕。体现在瓷器上，常见“五子登科”“蟾宫折桂”等题材。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重视“生”，更以“仁”为内核，融入仁爱、孝悌等伦理观念，为生育教养、文明教化和家族延续提供了保障。故宫博物院藏康熙青花开光人物图钵式炉[图50]，绘“二十四孝图”，正是这一文化观念的有力体现。

[临渊阁]天地一家春

黄斐: 故宫博物院藏康熙瓷器人物纹及其文化内涵探析 (五)仕女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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