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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岳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副研究馆员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而作为酒文化重要代表之一的酒具,也发展得异彩纷呈。除去青铜、金银、陶瓷、漆、玉等材质之外,犀角制酒具也值得我们关注。而在谈论犀角酒具之前,我们需从犀与犀角说起。
犀与犀角的认知
今天,犀牛只分布在地处热带的非洲中、南部以及亚洲南部的印度、爪哇、苏门答腊等地,而在战国秦汉以前,中国境内也有犀牛生存,而且数量还应颇为可观。一九二二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德日进曾组织科学考察队,在宁夏东部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动物化石中即有犀牛。进入新石器时代,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河南淅川下王岗等遗址中都发现了犀骨,直到殷商晚期的安阳殷墟发掘出的动物遗骨中,也鉴定出有犀牛的骨骼。这都显示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犀牛的分布很广,哪怕是人口稠密的中原地区也不乏其活动的痕迹。至于南方各地,在先秦文献中更是其长养之地,如《尔雅释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墨子公输》: 「荆有云梦,犀、咒、麋、鹿满之。」 《国语·楚语》:「巴浦之犀、牦、兕、象, 其可尽乎?」因此,在秦汉以前,国人对 犀的形象并不陌生。这一点可以从流传至今的造型艺术品中找到旁证。商晚期的四祀邲其卣,耳部塑造成双角犀首状,十分写实;小臣除犀尊,为一完整的苏门犀造型,特征准确,略作夸张,足见制作者对其外貌了然于胸;而可能晚至战国末西汉初的错金银云纹犀尊,依然细节逼真, 孔武有力,生气勃勃。
秦汉以后,犀牛在北方已不多见,关中地区至迟在西汉晚期已绝迹。唐代能保证犀角贡赋之地还不少,《新唐书·地理志》中列举的有澧、朗等十三个州。其中最北的为施州,相当于今湖北西南的恩施地区,纬度约在北纬三十度二十分,野犀应可分布至其北的长江三峡地区。到了宋代,其活动北界向南退缩得很快,能保障贡赋数量的地点急剧下降到只有一两个地区。明清时期,野生犀牛生存状况恶化更甚,不仅分布不断南移,而且区域范围不断收缩,主要的三处亦彼此隔离:四川和贵州毗邻地区;广西东南部和两广毗邻地区南段,即六万大山和云开大山一带; 云南西南部地区。二十世纪初,有调查显示, 两广、云南等地还有零星出没记录,但其灭绝的大势已无可挽回了。
随着犀牛在我国逐渐稀少，各地土产犀角来源日蹙，对犀角的需求却不曾稍减，故而从汉代甚至更早，犀角便是重要的进口物品之一。正如《隋书》卷三十一所言：「南海、交趾……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唐宋时期，海外贸易繁荣，国家设有市舶司等专门机构管理相关事宜，「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瑇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唐代李翱《岭南节度使徐公形状》）。这些贸易来的犀角大多出自东南亚产犀地区，不过，通过阿拉伯商人的中介，更有些远航东非海岸的中国商船，将非洲犀角也运来东方。
随着犀牛的生活范围不断向南退却，人们对其形象与习性的认识日渐模糊，各种附会和凿空之论羼杂进来，且随着知识盲点的扩大，变得越来越不可分辨。如东晋郭璞注《尔雅》「犀似豕」谓其「形似水牛，猪头，大腹，庳脚，脚有三蹄，黑色」，都相当准确，但说到角则解释为「三角，一在顶上，一在额上，一在鼻上」。这种说法影响极大，慢慢成为经典论述，后人大多沿袭成说，更有甚者又加入更多耳食与想象，层累相积，成为一笔糊涂账。
要特别留意的就是虚构出来的「顶上之角」，因为它与著名的「通犀」（或曰「通天犀」）有密切的关系。早在《汉书》卷九七中就有以「通犀……珍盈于后宫」来夸饰武帝时国家殷富，「殊方异物四面而至」。颜师古注引三国魏如淳语谓：「通犀，中央色白，通两头。」是用花纹解释该词之嚆矢。东晋葛洪《抱朴子》所述更为详细：「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綖，有自本彻末。」且具有分水、骇鸡、避邪、解毒等神奇功能。唐宋时又衍生出通天犀花纹「形似百物」（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之说。除通犀外，文献中又常见却尘犀、辟水犀、夜明犀、辟暑犀、蠲忿犀等等名目，有些还与通犀混合，成为其神异的表现之一。其实，以「骇鸡」一词为例，本为梵文或孟语「犀」之对音（详见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所谓「置米中鸡不敢啄」之类奇谈怪论根本就是建立在对一个译名的过度诠释之上，其余种种也大都是隔膜日久后生出的想象罢了。
明 亚洲犀玉兰爵杯 【临渊阁】
其实，犀角在我国越来越依赖于进口，大多数人连见到实物的机会都很少，更遑论能有什么深入系统地认识了。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我们发现一件千字文编号阙九〇五4的牛角小杯，其包装木盒的盒盖内面贴有黄色纸签，楷体墨书「解毒杯。是犀角杯。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钦命西洋人郎士宁、汤执中等认看，云解水中诸毒力大于兽角碗」。奇怪的是其材质显非犀角——由于盒与物不是严丝合缝，故而还不能断定「解毒杯」是否即指此杯。而「兽角碗」未见，只木盒尚在，编号吕八三四，盖内亦书「兽角碗。似犀角琢成，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钦命西洋人郎士宁、汤执中等认看，云解诸酒毒、水毒力大于解毒杯」，内底书「西洋」二字。据这两件实物上的信息可知，即令不乏珍异之材和专门人士的内廷，也只能求助西洋人来辨识犀角，而对其说法中的矛盾抵牾之处，似乎除了记录备案外，竟不能置一词。从此不难推想国人对犀与犀角的生疏已达何种程度。
犀雕、犀杯与酒
犀雕工艺的流传
谈到犀角工艺之始，限于资料，目前还不清楚。依其他门类的情况，骨角之用开始极早，犀角的制器功能当也可被先人认识。在《尔雅·释器》中有「角谓之觷，犀谓之剒」等语，东晋郭璞注其为「治朴之名」，宋代邢昺则疏解所谓「治朴」是「俱未成器」。然则，犀角粗加工工艺既已冠以专名，表明至晚在周代，犀角工艺应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而目前掌握的材料中，若依时代缕叙，以罗振玉著录的一件出自殷墟的「筒形残器」为最早。只是殷墟科学发掘有年，却未见有相似实例，故其说近于孤证。
晚至唐代之前，文献中涉及犀角制品之处渐多，但基本上是一笔带过，又几乎没有实物留存，因此依然难以深入探讨。大抵其品类越益丰富，且不单有服饰、生活用具（簪、导、箸等），还有与士阶层之礼仪与时尚联系密切的犀具剑、犀柄麈尾、犀如意等。
唐代诗文小说中涉及犀角制品者更多，仅从名目上已可知其品类较前更为多样。尤其重要的是，在日本奈良东大寺之藏宝仓库正仓院内，收藏有相当于这一时期的犀角制品实物，包括斑犀偃鼠皮御带、犀角把刀子、各式犀角如意等，是我们讨论这一阶段犀角工艺的很有价值的参考。
结合这一阶段的实物与文献描述，可知此时比较重视犀角本身质地纹理之美，不以显示雕工为目的，为了更好地衬托，有时还选择与其他贵重材质，如金、银等相结合。
宋代文化甚为发达，各种工艺均有长足进步，犀角工艺当无例外。虽然目前还未见有可信的实物传世，但此时文献中论及犀与犀角的产地、花纹、等级乃至各种犀带銙的文字远较之前为多，认识也更为深入，其中不少观点影响深远。
而据《元史·百官志》载，元代官方营造机构将作院下设温犀玳瑁局，掌成造犀、象等器皿造作；修内司下设犀象牙局，掌两都犀、象龙床，卓（桌）器，系腰等事，可见其时犀角雕刻工艺在官手工业中所占重要地位。在这一时期，犀角制品的性质似伴随文人士大夫生活方式审美化倾向的深化而不断向清赏类文房器具演进。元人孔克齐在《至正直记》卷四中谓：「古今无匹者，美玉也……古犀次之。」又说：「古犀，斑文可爱，诚是士夫美玩，固无议者矣。」他所指的「古犀」是何样貌，尚不得其详，不过，这种观念却很可能是导致明清犀雕仿古风格泛滥的理论先导。
明 犀角雕莲花座香插小瓶
犀杯的使用
今天能够见到的犀角制品实物，一般认为大多作于明清时期，而又以从明晚期至清早期的十七世纪前后为最繁荣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实物绝大多数均为杯盏，犀带之类几乎没有传世。距离那个时期不远的乾隆皇帝就曾在《明制百花洲图犀角杯八韵》（作于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年）的自注中指出「明制犀角杯甚多」。近人叶恭绰也在《遐庵谈艺录》中谈到：「明尚犀杯，几为贵游不可少之物，与宋重犀带同，至清代乃忽不重视，是所传大抵皆明代作也。」又说：「清初似尚相当重之，不知何时始变异。」这很可能与中上阶层的生活方式和宴饮娱乐的时尚紧密相关。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以犀杯盛酒可以产生独特的香气，如周亮工在《书影》中谓：「世人共云犀爵酌火春后，则香骤灭。予过温陵，黄东厓相国以火春酌犀斛饮予。泉州举郡皆以为非此不足以发犀香也。论乃大异。」这是说酒可发犀之香。而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则陈义相对：「酒具……富贵之家，犀则不妨常设，以其在珍宝之列，而无炫耀之形，犹仕宦之不饰观瞻者。……且美酒入犀杯，另是一种香气。……玉能显色，犀能助香，二物之于酒，皆功臣也。」这是说犀杯可增酒香。
袁宗道在《对酒》一诗中说得更具体：「美酒入犀杯，微作松柏气。佐之芹与蒿，颇有山林意。」不论如何，类似既肯定其内敛的审美格调，又强调其功能性的标举，都为犀杯的流行提供了理论依据。劝杯 从使用者的描述来看，犀杯似乎还不是普通酒具，而是多作为「劝杯」，即酒宴过程中用来劝酒的珍贵材质酒杯，在主客及陪客间传递，每次都需饮干。清人谈迁在《北游录》里，曾记述云南保靖「土官延客」：「主人方举箸自起行酒，至十余。金、銀、犀、玉等器一酌不再侑。」因「其礼大抵拟于王公」，并非边地之俗，可证明犀杯之类在宴饮过程中的用法。日本人中川忠英所著《清俗纪闻》是根据实地调查记录下来的清乾隆时期江、浙、闽一带民间风俗，相当具体详实。在卷九「酒宴」条中述及敬酒过程：
主人在适当时候吩咐取另外之酒杯（小字注：此杯或为以银或锡制之带脚酒杯，或为犀角杯）。此称为爵杯。主人向客人说：「要奉敬一杯。」向杯中斟满酒后双手捧给客人。客人双手接过说：「敬领。」饮干后，立即斟满酒向主人说：「回敬。」而把杯还给主人，主人双手接过饮干。然后，陪客亦用此杯逐次向贵客敬酒。主人再向陪客敬酒。陪客之间亦互相奉敬、回敬。
从中亦可见劝酒之酒具与席间常设之酒杯不同，它们或者容量较大，或者形制特异、材质珍奇。据扬之水先生考证，劝杯是从唐代觥盏发展而来，而觥盏则源于先秦时期的兕觥。兕觥即所谓罚爵，是对宴饮过程中的失礼者进行罚酒的器具，为酒杯之大者。根据孙机先生的看法，兕觥本即为犀角所制，山西石楼出土的一件青铜器正是仿照犀角之形而来。按照上古以来的饮酒习俗，举杯须尽，因此作为罚盏，它必得容量大，或不易饮尽，方可添助席间乐趣。宋元以后流行的劝杯，一方面可用于劝酒，一方面可用于赏玩，后者在此前还未成风气，其间渗透的当是文人雅士的好尚。
解毒 以犀角制饮酒器还有一个原因是经常被提起的，就是古人认为它有极强的解毒功能，即乾隆皇帝在诗中所称的「解鸩因为器」。在今天看来，犀角的此种功能显然被夸大了，但这对犀杯的制作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类似观念甚至影响到外国人，如马司顿（Marsten）在《苏门答腊史》中就称：「犀角能解毒，故制为酒杯。十五世纪，泰雷司（Ctesias）称印度一角犀之功用，谓角制杯有奇效云云。」
礼品与收藏品 犀杯作为珍贵的酒具，还可以作为朋友间互赠的礼品。晚明东林领袖赵南星就曾赠予陈方伯（号荆山）一只，并在诗中说：「酌我犀角杯，遥思浇磊砢。」似有遥相呼应，以为祝祷之意。也可以作为有吉祥寓意的寿礼，如抗倭名将、戏曲家汪道昆的《荷叶犀杯铭》：「挹甘露，注青莲，为君寿，寿万年。」其意甚明。同时，犀杯还是一种重要的收藏品。著名文人王世贞曾在信中自称：「旧藏两犀杯，乃宋物……取紫酡酥点西京葡萄于此杯，对进之，当不恶。」可惜他只是一笔带过，没法让我们揣摩明人眼中的「宋物」到底是什么样子。
可以说，犀杯已经逐渐融入精致化的文人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其内涵越来越丰满。
犀杯的形制
早期犀杯的形态我们所知有限。在前述正仓院藏品中有两件颇堪注意：甲高五厘米，口最长十五点五厘米，最宽八点四厘米，重七十六点八克；乙高四点一厘米，口最长十点二厘米，最宽八点三厘米，重七十七克，为同类制品目前所知最早的例证。虽光素无纹，但器形优美，且已呈现出后世犀杯常见的阔口小底之形。这样的设计当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珍贵材质的浪费，也更好地突显出犀角本身的独特性。
晚此之实物与对实物的描述都付之阙如，直到明清时期才逐渐清晰起来。在记录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查抄权臣严嵩家产的物品清册《天水冰山录》中，所列犀杯类制品包括：
- 金镶犀角酒盘一十九个；
- 金镶犀角荷叶杯一个；
珍奇器玩：
- 犀角雕花杯二只；
- 犀角杯六只。
其他稍微具体的形制描述还有荷叶杯、葵杯、规矩杯、乳杯、天鹿杯、芙蓉杯等。前二者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其可以取以与实物相印证，为犀杯的断代提供标尺。在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特雷德斯坎特陈列室（TradescantCollection）中陈有一件犀角雕葵花纹杯，杯形如一朵大花，外壁枝蔓相连，在杯底成镂空环形座。此杯是英国皇室园艺家老特雷德斯坎特（John Tradescant 1570～1638）旧藏，其卒年为一六三八年，故此杯的时代下限至少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有的学者更认为它可能是晚明福建漳州地区的产品。这样的例子尚不止一个。中国文化在欧洲皇室风行的年代，中国犀角雕刻也得到青睐，曾是哈布斯堡家族最重要艺术赞助人之一的奥地利大公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1529～1595）、鲁道夫二世（Rudolf II 1522～1612）等都有不少收藏。犀角玉兰杯被改装为银质高足杯，可能为鲁道夫二世在一六〇七年至一六一一年间收藏。犀角葵花螭纹杯则可能为斐迪南大公二世的藏品。而当时还流行对中国犀杯进行改作的情况，最常见的是按照喜好加装金银口足包镶，多为十六世纪以前的工艺，无意中为判断该器物年代留下了佐证。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一件犀角雕花鸟纹杯，不仅镶有十六世纪英国制银口足，且刻有铭文「Ellane Butler Countess of Ormond end Ossorie 1628」，证明此器最晚的年代也在一六二八年（明崇祯元年）之前。排比这些作品，可以找到有相当部分是与特雷德斯坎特犀杯相似的连座镂空花叶造型，它们很可能代表了晚明时期犀杯的一些典型特征。
另外两种犀杯形制也值得我们给以特别地重视。一是槎杯，这种器形比较特殊，一般而言多有中空的储酒空间，不过，其横置的方式显然与典型的犀杯竖向利用材料的方式不同。两相比较，槎杯更能发挥犀角天然形态的优势，故而得到了一些著名工匠的青睐，成为一种有代表性且具备一定传世实物规模的品类。槎杯很可能直接取自元代工匠朱碧山所创制的银槎形制，沈从文先生甚至上溯其源至战国时的羽觞、唐代的多曲长杯等古代「酒船」类器物。它似乎符合广义的仿古概念，而在演化过程中又被注入了祝寿等吉祥寓意，内涵越益丰厚。另一是碧筒杯。以整枝犀角雕作束莲式，杯身为一大荷叶，茎为流，经弯折变形处理，其中空一直贯穿至杯身，形制非常新颖。它的意匠或许来自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关于「碧筒杯」的记载，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品位、审美格调乃至无处不在的创意灵感和对时尚的引领作用。碧筒杯在多个工艺领域都有所反映，但在犀雕中却占有较为突出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以犀杯为代表的犀角制品也像其他工艺门类一样，突出雕刻意匠，而且流行的造型往往掏空器芯，染色也相当普遍——文献里多次提及用红色凤仙花加矾或涂或煮的工艺——这样一来，突显犀角的纹理似乎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正如沈从文先生所说：「明清人作酒器，中心必须挖空，由于应用要求不同，再不会过问有无白透子。（过我手的实物不下二百种，就没有一种符合通犀情况的。可知酒器事实上不在那线白心！）」随着精英阶层的仿古、玩古意识逐渐浓厚，犀杯不仅在器形上吸收古代青铜器的因子，而且在器表追求古色古香的典雅和内敛，几乎和以前完全异趣了。
清宫所藏犀杯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清宫制作犀杯的情况。目前看来，其制作数量有限，质量也不如预想中高明，即便是各种工艺均称总其大成的乾隆朝也不例外。
在乾隆中晚期以前，《活计档》中记录有关犀角的活计，大抵以配座或配锦匣、锦袱等为主，还有少量为收拾见新，又偶见在现成器物上刻字或加款的情况，真正制作完整器物的记录极少。值得一提的只有乾隆十七年至二十二年（一七五二～一七五七年）所作「犀角班指八件」并配「商金银海棠盒」这一组作品了。
直到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年），档案里才明确记载造办处制作了「犀角蓬瀛仙侣觥」，此器至今尚存，上有「大清乾隆仿古」及「辛丑」纪年御题诗。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如意馆为新做得的云龙四喜犀角杯配山水座画纸样；同年又为新做得的西园雅集犀角杯配座画纸样。后者现藏故宫博物院，有「大清乾隆仿古」款识及「乾隆己酉御题」诗句，而在同年为犀角云龙杯作的御题诗里，乾隆皇帝自矜地写道：「命匠敦淳朴，作杯斥巧浮」，表明他对犀角工艺关注虽晚，但强调古雅浑朴的宫廷审美格调，却与玉雕等其他工艺类别一脉相承。
附: 故宫博物院藏酒具珍赏
故宫博物院以收藏文物数量巨大、品类繁多、品质精良而著称于世,雄踞世界博物馆之林。酒具,不单单是实用之器,它同时承载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认识历代的发展演变,对酒文化的研究大有裨益。故宫博物院就收藏有一批精美的酒具各种造型酒具,各个时代、各种质地均有,洋洋大观,基本勾勒出中国数千年酒具发展的辉煌历史。现取其中精彩的数件酒具文物呈现给广大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