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汝窑：清静旷达的召唤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现更名为《国家人文历史》）2012年3月

汝窑是北宋“五大名窑”（即汝、官、哥、钧、定）之一，在古瓷收藏界极为珍贵，有“青瓷之首，汝窑为魁”的说法。

今年4月（即2012年）即将开始的香港苏富比春拍，将上拍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消息一出就赢得众多藏家和媒体的关注。这件汝窑瓷器原属英国收藏家艾弗瑞?克拉克夫人(Mrs. Alfred Clark)，上世纪70年代转为日本藏家收藏。艾弗瑞?克拉克是英国最著名的中国古陶瓷收藏家之一，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汝窑玉壶春瓶和汝窑洗也是克拉克夫妇的旧藏。

迄今为止，汝窑拍卖被市场认可的寥寥无几，1972年的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原属美国收藏家斯蒂芬君尼库克三世的汝窑盘，以154万美元被香港藏家区百龄购得。台湾《中时晚报》曾爆出，一件汝窑三牺尊以5000万港元天价易主的消息。即将在香港苏富比春拍亮相的这件汝窑瓷器，估价也达到6000万到8000万港元。

苏富比亚洲区总裁程寿康说，这件拍品是数百年来历代古董收藏家梦寐以求的藏品。收藏界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窑一件”的说法。汝窑瓷器对很多资深藏家来说，都是个传奇，因为它太稀有了，全世界存世量不足百件。

古瓷专家赵青云讲过一个故事：一次，一位收藏者拿了一个汝瓷盘到北京请四位专家“会诊”，专家们一致看假。他回到酒店后不小心将那个盘子摔破了。第二天，他把摔破的碎片再拿给那几位专家看，大家一致认为是难得的汝瓷珍品，让他赶快请人修复珍藏。这个故事固然有讽刺古物鉴定乱局的意味，但也有另一层含义：汝窑瓷器乃世间少有，有个残片已经很不错了，这么完整的器型几乎无人敢认。

汝窑烧造时间仅20年

汝窑稀少，与它烧造时间短不无关系。古瓷专家陈万里、冯先铭认为，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至宋徽宗建中靖国(1101)的15年间，汝州城文庙烧造青瓷，专供宫廷。之后几年中，宋徽宗时而“废汝用钧”，时而“废钧用汝”，汝窑烧制便时断时续，至靖康之耻，专供宫廷的汝窑与北宋同时灭亡。关于汝窑存在的时间，各路专家推测并不一致，但主流的说法是，仅有20年左右。南宋时，汝窑已经“近尤难得”，十分珍稀了。

书画皇帝宋徽宗，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瓷器鉴赏也很有造诣。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幅《文会图》，画作描绘了宋代宫廷的一次茶会，宋徽宗正向受邀前来的文人展示各式各样的陶瓷。汝窑的出现，不仅因为徽宗的艺术审美情趣，更与他根深蒂固的道教信仰有关，史载徽宗之所以督造汝州青瓷，是因为他觉得“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

对于这句话，有一种解释是：徽宗认为，当时的定窑瓷器有“芒口”，不好使，命令改烧青瓷。芒口是一种烧造的工艺缺陷，指瓷器口沿无釉露出胎骨，工匠们一般会在上面镶上一圈金或银。当时的定窑采用覆烧工艺，也就是扣着烧，烧出来的瓷器足部满釉，但口沿无釉，这是考虑到宫廷中桌面均是高档漆器，足部满釉不会损伤桌面。

而收藏家马未都则说，“芒”其实是指光芒，道君皇帝宋徽宗常颂道教青词，对幽怨的青色情有独钟，看不惯定窑白瓷的耀眼光芒，遂命大肆烧造青瓷。

美轮美奂天青色

在位仅六年的周世宗柴荣曾命人烧造过一种瓷器，称为柴窑，论价值，柴窑排在宋代五大名窑之前。但迄今为止，柴窑没有发现实物，也没有窑址，就像一种传说。清人记载这种瓷器的釉色时，提及柴荣说过的一句话：“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天青色，就成了后人对柴窑的最直观想象。

而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柴窑没人见过，汝窑的颜色应该与它最接近了。汝窑也有粉青、豆青、月白等颜色，但以天青、粉青为上品，所以天青色也成了汝窑的最大特征。据说这是宋徽宗在梦中看到的颜色，醒来后立即命人仿造。这种无法言明的色彩是如何烧制出来的，至今无人能解，民间还出现了烧造工人以活人祭窑的传说。

天青釉中含有少量铁，烧造时，青色的深浅随温度的高低变化。这种釉料不含任何人工化学成分，是数十种天然石料中微量元素成色，这也是后世难以仿制的原因。它的釉色在不同光照和角度下会发生变化，在明媚的光照下，颜色青中泛黄。如果用放大镜观察，可以看到釉中气泡稀疏，有如晨星寥寥无几，“寥若晨星”正是形容它的这种美质。

有学者认为，汝窑这些特点和它加入的特殊成分有关。南宋周辉在《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有古瓷专家指出，以玛瑙入釉可使釉色更加滋润和明艳，也是其气泡特质的成因。但也有观点说，玛瑙本是一种硅酸物质（氧化硅），正是制釉的主要成分，并不特殊。汝窑窑址宝丰以生产玛瑙而闻名，其劣等品或下脚料完全有作釉的可能，玛瑙入釉足见其奢华，但于成分无益。

汝窑的胎质不是白色，而是发灰，颜色就像烧完后的香灰，俗称“香灰胎”。收藏家马未都曾对古陶瓷的釉色做过一番系统解读，他说陶瓷做白其实是剔除了泥土中的很多杂质，是很难的工艺。从科学的角度讲，汝窑是个夹生胎，没烧熟，烧汝窑的温度不能达到1300℃，到1200多就行了。如果烧熟了，它的釉色就达不到那么漂亮了。

汝窑器型小，无雕饰

汝窑瓷器一般较小，多为盘、洗、碗等器型，口径一般在10-16厘米之间，极少超过20厘米，超过30厘米的几乎没有，故有“汝窑无大器”之说。

河南汝瓷专家王延军说，古代有“十窑九不成”之说，烧造汝窑的倒焰窑上下温差较大，在0.4立方米的窑室中，产品窑位不同，其色已略有不同，如炉内器物太大，同一产品上下成色也会不一。汝窑烧造时采取“裹足支烧”，即底足用釉包裹不露胎，支钉烧造，支钉为单数：三个或五个。过大或重的器物也不适应支钉烧制。

“支钉烧制”从汉代陶器至唐代瓷窑已普遍使用，并不鲜见，但汝窑却有它的特殊之处。汝窑支钉采用耐高温的优质瓷土，小而尖，釉层越薄则支痕越小。因此留在成器上的支痕极为细小，这也是出于美观考虑。有多小呢？明代学者高濂形容汝窑“底有芝麻细小挣针”。

存世的汝窑瓷器，基本没有繁复的花纹，它的开片状似螃蟹的爪子，故称蟹爪纹，曹昭在《格古要论》中形容汝窑：“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汝窑的开片很特殊，裂纹角度是斜的，所以对光的折射与众不同。

后世仿造以清帝为最

清乾隆仿汝窑天蓝釉荸荠瓶（资料图）

尽显宋徽宗审美意趣的汝窑如昙花一现，很快在历史中消失，但它的美却长留世人心中。元代统治者掠夺了北宋的很多工匠艺人，却再没出现与汝窑近似的陶瓷艺术。就算是工匠能烧造出来，天性粗豪放的蒙古人也未必喜欢，看看元青花就知道他们的审美取向绝不是委婉细腻型的。

反而是南宋修内司窑出土的瓷器，在工艺和审美上，与汝窑有传承关系。时人已评价修内司窑“色好者与汝窑相类”。但相似并不代表相同，汝窑的美丽还是被历史无情碾过了，后世人心有不甘，仿制层出不穷，其中以清代帝王为最。

雍正皇帝对汝窑的喜爱，见诸各种史书。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记载：雍正七年，他对宫中汝窑器进行了一次清查，共有汝窑器31件。这仅是雍正自认为的汝窑瓷器，其中很难说没有他人鱼目混珠的作品。

说到造假，乾隆帝虽是大收藏家，但从不排斥仿制前朝旧物，他的得力手下、一代清瓷名家唐英，就是仿制宋代名窑起家的。文人唐英通晓诗画，却不懂烧陶，成为景德镇督陶官后，他“与工匠共食息三年”，才把各类仿瓷做得“与真无二”。

乾隆十年（1745），皇帝下令“二月初七，传旨仿制汝窑猫食盆”，所谓“猫食盆”实际是“汝窑天青釉无纹椭圆水仙盆”，他可能是想到了以旧盆为诱饵卖小猫的“猫食盆”典故，所以这样称呼。三年后他又下令为“猫食盆”做了紫檀木座，这件汝窑水仙盆，现藏于台北故宫。

北宋时还没有作款的习俗，汝窑只有少部分有款识，有时乾隆会下旨“仿旧作不要款，如仿得旧更好。”此阶段所仿汝窑器有落款与不落款两种，现在所见的“甲、乙、丙”款都是后来写上的。收藏家马未都列举过两种汝窑款识：“奉华”和“蔡”，奉华是指南宋时的奉华殿，那是宋高宗赵构宠妃刘贵妃的居所，而“蔡”便是指蔡京了，这位一身骂名的北宋奸臣实则才华横溢，不然也不会受宋徽宗始终如一的赏识。

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铭说：“汝窑釉色最难仿，比定、钧等窑难度大得多，因此传世制品根本无乱真之作。”虽然元、明、清历代窑场不断烧制，但因种种原因，这种天青釉色终无人能实现。1938至1941年，民国商人李绍初曾在汝州蟒川严和店汝窑旧址建窑试仿汝瓷，也以失败告终。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1953年6月指示：“发掘祖国文化遗产、恢复汝窑生产”。于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河南汝州出现了遍地开花烧造汝窑的局面，相继生产出豆绿釉和天蓝釉瓷器。研制者之一郭遂还被评为全国劳模，出席了1958年的全国群英会，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天蓝釉和豆绿釉虽然距离汝窑传奇的天青色还有很大差别，但已非常难得了。1988年中国宣布：天青釉烧制成功，日本陶瓷考古代表团随即前来考察。

恬淡高雅的汝瓷从来都是收藏界上的贵客，截至今日，已经将近20年未出现在拍卖市场上了，不法者仿制诈骗的案例倒是屡屡得见。几百年来，神秘的天青色，一直是古瓷烧造者心中难于逾越的距离，很多仿制者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种微妙的烧造尺度，这种急功近利的心态，却恰好违背了汝瓷的真谛。“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一句看似随意的诗句，包涵了多少清静处世的修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