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纪后半期——十二世纪早期
高3.5公分 口径12.9公分 足径9公分 故瓷009827
底刻清高宗乾隆皇帝御制诗(1779):「赵宋青窑建汝州,传闻玛瑙末为釉,而今景德无斯法,亦自出蓝宝色浮。」乾隆丙申春御题。钤印一:「朗润」。
此件作品的釉色和故瓷8284(图版6)极为相似,然而清高宗乾隆皇帝却将之看成是产烧自两个不同窑口的作品。透过刻题於故瓷8284底部的御制诗,得知清高宗乾隆皇帝以为该件作品为官窑。清高宗乾隆皇帝诗中所指出的「官窑」,以今日的常识来理解,范围或涵盖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及郊坛下官窑等,亦即官方御用瓷器的统称。而在故瓷9827的御制诗中,他又能以绝佳的陶瓷涵养,直接指出这是一件汝窑瓷器。之所以出现此种差异,可能与乾隆皇帝和以皇帝为首的皇室所具备的文物识别能力有关,同时也间接反映出十八世纪清宫对汝窑的辨识,尚未出现一套公认的标准。
或因如此,雍正时期的《活计清档》中,虽然已经出现一个洋漆箱,箱中收存有三十一件汝窑瓷器,然而此事例却无法直接连接至乾隆时期清宫对汝窑的判断。亦即以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典藏为例,在二十一件汝窑中,十三件底部题刻有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御制诗,然而,其中仅有两首诗在内容中直接指出所题咏的对象为汝窑,其余则皆以官窑统称之。
检视清朝之前的相关文本,也发现各个时期对汝窑的看法略有不同,例如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以为:「汝窑器,出汝州。宋时烧者。淡青色,有蟹爪纹者真,无纹者尤好,土脉滋润,薄亦甚难得」。至高濂时,又以为汝窑:「其色卵白,汁水莹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隐若蟹爪,底有芝麻花,细小挣钉」。尽管他们皆著重於釉色、开片与支痕的鉴赏,然而曹昭眼中呈「淡青色」的汝窑和高濂笔下带「卵白」色的汝窑,明显有别。至乾隆皇帝题「詠汝窑枕」时,尽管诗中谈及汝窑与柴窑的关系。然而面对实物时,我们都发现清高宗题咏的对象,其实是钧窑而不是汝窑。从中披露,对釉色的掌握或是辨别汝窑的难题之一。
此现象一直持续至二十世纪初,当北平故宫文物,因「中国国际艺术展览会」的举办,前往英国伦敦展出时,策展人之一的大卫德爵士因接触到前往展出的汝窑,而重新爬梳古籍文献对汝窑的记载,以从中厘清汝窑的器型和釉色。从后,随著考古工作的进展,地下文物的出土与研究成果不断的累积,对汝窑的认识,方亦日渐清晰。(余佩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