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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11-12 16:05 作者：李中路
佛教中的法器、供器，一般指佛堂常设器物或是作法事时使用的器物。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中的重要一脉，它在中原佛教与印度佛教共同影响下，又经历同西藏原有苯教的斗争、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思想体系的藏传佛教。
自13世纪以后，藏传佛教相继得到元、明、清三代朝廷的重视与扶植。清王朝甚至把“兴黄安蒙”作为一项重要的边疆政策，通过藏传佛教对蒙藏地区的影响力，来达到稳定边疆的目的。而清政府的这一政策，不仅促进了藏传佛教更广泛的发展和传播，也使得清代宫廷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
清定鼎北京后，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来京觐见顺治皇帝。至此，双方正式确立了西藏地方与清政府的从属关系。随后双方人员不断往来交流、沟通，使藏传佛教对清廷的影响逐渐加深；而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扶植也随之加强。
至清乾隆时期，宫中已是遍设佛堂。仅紫禁城中就有中正殿、淡远楼、慧耀楼、雨花阁、梵宗楼、宝华殿、梵华楼、佛日楼、宝相楼、吉云楼、咸若馆等几十处佛堂。而在皇宫御苑中，还有小西天、佛香阁、梵香楼、众香楼等，可谓梵刹林立。每年在皇宫御苑诵经作佛事者多达几千人。诸多佛堂的设立，对于丰富藏传佛教法器、供器的种类和数量产生了极大的需求。目前，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就珍藏着上万件藏传佛教的法器、供器。由于这些法器、供器的用途不同、来源不同、取材与制作工艺的不同，遂形成了种类繁多、材质丰富、工艺精致、风格特征明显等特点。下面就其具体情况概述如下。
一、 清宫法器供器的种类
至清朝，藏传佛教格鲁派不仅集成了藏传佛教其他诸派的“宗教思想”，也融合、借鉴了藏区诸教派法器、供器。遂形成藏传佛教特有的、十分复杂的法器、供器体系。
清宫佛堂中陈设的各种藏传佛教法器和供器，是其佛事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器物。按照传统方法进行种类划分，藏传佛教的法器、供器，大体可分为礼敬、称赞、供养、持验、护魔、劝导六大类。而从北京故宫现存的文物看，上述的六大类法器、供器，均有实物涵盖。例如：象征礼敬类的有：袈裟、帽冠、项珠、哈达等；象征称赞类的有：钟、鼓、铙、钹、磬、海螺、大号等；象征供养类的有：塔、坛城、五供、七珍、八宝、八供养、八菱供等；象征持验类的有：念珠、木鱼、锡杖、净瓶、嘎巴拉碗等；象征护魔类的有：护身佛、秘密符印、金刚铃杵、法剑、钺刀等；象征劝导类的有：玛尼轮、转经筒和刻写有“六字真言”等经咒的壁幢、石等。这六大类藏传佛教文物，从六个不同方面显现了佛教法器、供器功能与作用。
在上述佛教器物的六大分类项中，每一种类型器物，根据功能和作用，向下又可细分出多种形式的小项来表现。例举如下：
1. 礼敬类：袈裟可分为：赤色袈裟、紫衣袈裟、绯衣、青衣袈裟等。帽冠可分为：佛冠、金冠、通人冠、班智达帽、莲花帽等。哈达可分为：内库哈达、五色哈达等。
2. 称赞类：钟可分为：大钟（撞钟）、僧堂钟、小钟（唤钟）等。鼓可分为：大鼓、长把鼓、铃鼓、腰鼓等。磬可分为：圆磬、手磬、悬磬、云板等。海螺可分为：左旋螺、右旋螺等。
3.供养类：佛塔可分为：释迦八塔（八相成道塔）、噶当塔、五级塔、七级塔等。五供可分为：香炉、蜡阡、花觚。七珍可分为：金轮宝、神珠宝、玉女宝、主藏臣宝、白象宝、绀马宝、将军宝。八宝可分为：法轮、白螺、宝伞、宝盖（胜利幢）、莲花、宝罐、双鱼、盘肠（吉祥结）。八供养可分为：宝镜、黄丹、酸奶、长寿茅草、木瓜、右旋白螺、芥子、朱砂。
4.持验类：念珠材质上可分：菩提子、水晶、珊瑚、伽南香、檀木、骨质等。而在数量上念珠则可分：108粒、54粒、42粒、18粒等。木鱼可分为：大木鱼、掌鱼。净瓶可分为：礼瓶、羯磨瓶、胜利瓶。
5.护魔类：护身佛：又称“嘎乌”，可分为佛像类、画像类、经咒类。秘密符印：有方、圆、三角等式样，来达到护身、镇宅、驱邪、除灾和增福目的。金刚铃：铃把有独股杵、三股杵、五股杵、九股杵、宝铃、塔铃等。金刚杵：有独股、三股、五股、九股、十字交杵等。法剑：利剑、智慧剑、羯磨剑。钺刀：有钺刀、钩刀之分。材质有银、铜、木、骨等。
6.劝导类：包括玛尼轮、转经筒等，材质上有铜、木、骨等区分。此外，还有书写或錾刻、泥塑经咒的壁、幢、石等。
二、 清宫法器供器的来源
原清宫藏传佛教法器、供器的来源，大体可分为二个来源：
第一，由清宫造办处制造：
清乾隆年间，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得到发展。而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扶植，为藏传佛教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财力和物质基础。由于乾隆皇帝对藏传佛教的兴趣十分浓厚。其在位期间，曾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命清宫造办处制造了大量的佛像、法器与供器。在清宫《活计档》、《奏销档》等史料中，可以找到许多相关文字记载。
例如：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1]乾隆三年十一月（皮作）中记载：“首领焦进朝来说：养心殿东西佛堂内，照旧例做大供花五对、小供花二对。圆明园东西佛堂内，照旧例做大供花五对、小供花二对。记此。”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金玉作）中记载：“十一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银间镀金八供一件（份），金奔巴壶一件，传旨著照金奔巴壶样成（承）做奔巴壶一件，再照八供样成做八供一分，共八供、六供上两面法郎片不要，着喇嘛画。供养罩玻璃，钦此。”[2]
通过这些档案足以说明，在清朝，特别是乾隆年间，清宫造办处曾大量制造过藏传佛教法器、供器。
第二，西藏等地进贡，是清宫现存大量法器、供器的另一个来源。
清雍正初年设立了年班制度。制度中规定，西藏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分两班隔年轮流派遣使者进京纳贡。乾隆十六年（1751年）又规定，达赖年班，正、副贡使均归达赖喇嘛派遣。此后，这种年班进贡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末。而每次贡使进京纳贡带来的礼品，皆有佛像、法器、供器等。据《清朝文献通考》[3]卷三八中记载：“（贡使）每年于十二月到京，所贡：哈达、藏佛、经卷、藏香、珊瑚、琥珀、数珠等物，无定数；进贡之年，于次年正月初十日以内，以庆贺进丹书克，所贡：铜藏佛、经卷、银满达、银轮、银塔、银瓶、银七珍八宝、八吉祥、银杵、珊瑚、数珠、藏香、红花等物，亦无定数。”
而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4]也有诸多以佛具入贡的记载：“乾隆三十八年二月金玉作：初六日库掌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阴阳二合嘎布拉鼓一件；金镶松石腰箍、松石结子、绣飘带一条，随珠子十八颗，红宝石坠角三个，蓝宝石坠角二个；嘎布拉鼓一件，第母胡土克图进。随金镶松石腰箍、蜜蜡结子、五色厄勒忒绦子；嘎布拉鼓一件，流云龛随金镶松石腰箍。嘎布拉鼓一件，章嘉胡土克图进，随金镶松石腰箍、蜜蜡结子、红绿片金飘带二条、缎飘带三条；黑漆嘎布拉鼓一件，佛堂撤下。随金镶松石腰箍、珊瑚结子、厄勒忒绦子飘带。”
对西藏等地进贡的法器、供器，清宫大内的总管、太监均作详细的账目登记。他们还以白绫签或黄色纸条的形式书写题记，再将题记拴系在进贡的法器、供器上，以此记录进贡的时间、进贡人物、物品接收人以及贡品的名称、质地、重量等。例如：在乾隆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所进“右旋白螺”的包装盒上，贴有白绫签，签上的汉文内容为：“乾隆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所进大利益右旋白螺，护佑渡江海平安如愿，诸事顺成，不可思议功德。”（图一）
右旋螺，清乾隆，长10.8cm。清宫旧藏。
外表呈白色，无装饰，被置于一鞔皮盒内，盒内附白绫签一，上书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其汉文为“乾隆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所进大利益右旋白螺护佑渡江海平安如愿诸事顺成不可思议功德”。
此物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进京朝觐献给乾隆皇帝的礼品之一。
佛教法器中的海螺有左旋、右旋之分。此螺外部为逆时针方向旋纹，应是右旋螺。除左、右旋螺同样具有的“传扬佛法、使闻声者驱逐恶魔、灭诸罪障”等含义外，右旋螺还被视为“吉祥长寿”的象征。此外，右旋螺还被视为“定风珠”，能使江海风平浪静，护佑渡江海者平安。据传，海螺只有经过生死五轮回之后，才可能变成右旋螺，可见右旋螺少而珍贵。
乾隆皇帝特为右旋螺御题诗句：
白螺右旋为至宝，梵音普具三乘法。
如是梵音如是闻，群生悉被福无量。
另题御赞一首：
螺多左旋，希有右旋。
孰谓生海，而能从天。
所以梵帙，標奇著编。
丹书呈瑞，弗恒遇焉。
寓声于寂，三乘提全。
再如：故宫收藏的一件文物上，系有黄色纸条，上面书写着：“光绪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收总管王德福交银满达随供养一件，重85两”（图二）。
鍍金壇城 【清朝】 文物朝代： 清朝 公元纪年： 1701AD~1800AD 文物描述：银胎镀金满达。坛面平素，周侧敲花，饰梵字与卷叶团花纹，雕制工整，镀金厚实。坛底随附五色哈达，迭放工整。并附木座 主体质地： 鎏金铜 文物尺寸：高:4.8cm径:18.7cm 色彩： 泥金 坛城(dkyil-vkhor)有“中轮”、“轮圆”之意，系梵文mandala的意译。汉译时，尚有曼荼罗、曼陀罗、轮圆具足、聚集、坛、坛场等不同音译和意译。坛城源于印度佛教密宗，系密宗本尊及其眷属聚集的道场。古代印度密宗修习“密法”时为防止“魔众”侵入，遂筑方圆的土坛，安请诸尊于此以祭供。本智为主尊，道果功德为眷属；眷属环绕本尊游戏庄严，是为轮圆。
这些白绫签或黄色纸条题记的保存，为我们研究藏传佛教法器、供器的来源、风格特点以及对器物断代均提供十分难得文字资料。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
坛城，中央为须弥山，环山有两圈的莲座圆牌装饰，内为七政宝，外为八吉祥；
侧边装有一活环，周壁饰梵文一圈，上下缘饰连珠纹。
三、 清宫与西藏法器供器特点
清宫造办处制造的藏传佛教法器、供器，一些题材是根据佛经中所描绘的器物样式制造的，还有一些题材是以西藏进贡之器物作为样本参照制造的。从制作材料与工艺上讲，清宫造办处制造的法器、供器材料与工艺极为丰富，其作品有以下特点：
1.取材广泛：故宫现存各类法器、供器文物的质地有：金、银、铜、铁、瓷质、珐琅、漆器、锡质、玉、石雕刻（包括玉、松石、青金石等）、木质等材料。
2.制作工艺繁复：造办处根据不同材料，采用的工艺有铜镀金、烧蓝、镂空、鋄金、镶嵌、鑘丝、掐丝珐琅、画珐琅、玉雕、雕漆等。虽然取材和工艺不同，但制造出来的法器、供器，不仅器形规整、工艺精湛，而且材料丰富考究。这些都是藏区或是内地民间同类佛教法器、供器作品所不能比拟的。
3.做工精细：清宫造办处集中了全国的财力、物力和最优秀的工匠，所制造的法器、供器，不仅充分展现了清代宫廷制造水平，也充分展现了宫廷作品的精致、华贵。极大地丰富了藏传佛教器物，使它们成为难得的清宫藏传佛教艺术精品。
清宫造办处制作的各种佛教法器、供器，还会遵照皇帝旨意，在器物上留作款识。目前，故宫保存的带款识法器、供器以乾隆朝最多，该时期的法器、供器题材、样式、质地、工艺也最为丰富。它们代表了清代宫廷宗教器物制造的最高水平。
而西藏进贡的法器、供器，则有着浓厚、纯朴的民族风格。取材用料与宫廷相比，也较为单一。其质地主要有金、银、铜、石、泥制品。制作方法则多采用手工錾刻、锤揲、镶嵌和泥塑工艺。所制造的法器、供器作品，轮廓虽较为清晰，但细部则显得粗糙，有明显的錾刻、锤揲痕迹。镀金薄且缺少光泽。但是，西藏进贡的法器、供器，其简洁的做工，给人以粗放、豪放之感，充分表现了西藏地方佛教艺术作品纯朴民风和审美情趣。
四、 清宫法器供器的使用与陈设
根据现存的清宫原状佛堂陈设，以及清代唐卡绘画中的法器、供器陈设，可以为我们探索原清宫佛堂法器供器的陈设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其归纳共有二点：
1.佛堂常设器物：有五供、七珍、八宝、佛塔、坛城、海螺、铃杵、法轮等。一般它们皆陈设于佛前供案上。以故宫雨花阁佛堂正间供案陈设档为例，具体摆放顺序如下：“佛像”的前面摆放八宝；再前依次顺序是七珍、五供，供案最外面摆放香池。供案上的八宝、七珍被一字排开，且按器物名称之顺序排列。五供则是中间摆放香炉，蜡阡和花觚分左右对称摆放在香炉两侧。另外，在供案的两端还会放置佛塔、坛城或满达。
而在唐卡绘画中的法器供器常设器，与佛堂相比则较为简单。例如：在故宫收藏的“六世班禅”唐卡画中的法器供器有：中间法轮；法轮后有念珠；法轮左侧是嘎巴拉碗；右侧是香炉；供案两端是供花（图三）。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二十一日绘，布本设色，纵125厘米，横6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在故宫收藏的“章嘉国师”唐卡画中的法器供器有：中间宝镜，宝镜后是铃杵、嘎巴拉鼓；宝镜左侧是嘎巴拉碗；右侧是净水壶（图四）。
此外，故宫收藏的“乾隆皇帝佛装像”唐卡画中的法器供器也同样简单：供案左侧有铃杵、净水壶、嘎巴拉碗；右侧为嘎巴拉鼓、供碗和礼瓶（图五）。
乾隆皇帝佛装像唐卡，18世纪，北京，布本设色，通高168cm，宽93cm，画心纵112cm，宽64cm。清宫旧藏。
画面中乾隆皇帝头戴班智达帽（班智达即学者之意），身着僧衣，右手结说法印，左手持法轮，全跏趺坐在莲花托宝座上。上方示显以其修行本尊为主的三座坛城，第二层显现上师三世章嘉和诸佛弟子、菩萨，下部为17位护法。唐卡底部护法呈一字排列，左起为：六臂勇保护法、大黑天、不动金刚、白勇保护法、四臂勇保护法、红勇保护法、阎魔尊、吉祥天母；再下一排左起依序为：黄财宝护法、帝释天、广目天王、持国天王、尸陀林主、增长天王、多闻天王、大梵天、红财宝护法。
此唐卡为乾隆中期佛装像，为宫廷画师绘制。
2.临时增加器物：由于藏传佛教修法内容不同，故常常于仪式中增加一些法器。例如：在佛教烧护摩仪式中，常增加“方法勺”、“圆法勺”向火中添油助燃。而在修习“大威德金刚”的调伏法（也称伏魔法）时，常会增加：法剑、法斧、钺刀一类的法器象征以此斩断诸魔障。
五、 标识作用
藏传佛教的法器、供器，除具有陈设、供养、修法的功能外，它还对于佛像神祇身份具有识别作用。
由于藏传佛教中的佛、菩萨、护法等神祇众多。为便于识别它们身份，清乾隆年间，三世章嘉国师将其归纳出版了《三百佛像集》。随后不久，他又出版了《诸佛菩萨圣像赞》，该书又记录了三百六十尊佛教圣像。现今，在故宫博物院的梵华楼中，收藏着各名金铜佛像则多达700余尊。庞大的佛像神祇体系，对我们以“图像学”研究佛造像，无疑增加不少难度。
但不容忽视的是，许多佛像神祇手中，均持有各式法器或供器。识别它们手持的器物，对于定名佛像与身份，可起到很大的辅助作用。例如，在识别“八大菩萨”身份时，注意它们手持的器物特征，即可识别其身份：观音菩萨持物特征是手持莲花或净瓶；文殊菩萨持物特征：左手执青莲托经箧，右手执宝剑。普贤菩萨则是头戴宝冠，身着菩萨装，乘坐六牙白象；地藏菩萨手持锡杖。弥勒菩萨则以军持（净瓶）或佛塔作为标识。金刚手菩萨手持药叉或金刚杵。除盖障菩萨为肩出莲花托明日。虚空藏菩萨是肩出莲花托明月。
还有，在密教佛像中，许多佛像手持的器物特征也十分明显：例如：密教五大本尊之一的“喜金刚”，它的典型特征是，十六只手臂均持嘎巴拉碗。而另一位密教五大本尊的“大威德金刚”，因其勇猛、广德、具金刚不坏之身而得名。据说它法力无边，故其变化出的34只手臂，持各种法器或供器，突显了威德无比。
[1]《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8册，462页，乾隆三年十一月（皮作）。
[2]《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4册，215页，乾隆二十四年二月（金玉作）。
[3] 《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八。
[4]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6册，295页。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宗教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