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尊王世襄旧藏的精美佛像回望璀璨的印度帕拉文明
“此佛天庭甚高,容貌古拙。肉身及衣裙等处,分别用黄铜和紫铜制成。坐垫正中雕兽面、左右叶片卷迭,花纹繁缛。座底中男女供养人,左右分列大象、狮子,雕刻精 细而生动。美国洛克斐勒三世(ASIAART FROM THE COLLECTION OF MR. AND MRS. JOHN D. ROCKEFELLER 3RD)藏品,与此像十分相似,可以肯定为同一地区及时代作品,但不及此像精美。图集编者谢门李(SHERMANE. LEE)定为十一世纪缅甸造,惜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亚洲佛像权威帕尔博士(DR. PALPRATAPADITYA)认为类此造像产地尚无定论。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印的新田集藏《金铜造像特展图录》第三章中,葛婉章女士认为此类造像深具 克什米尔风格,乃为十一世纪后期藏西古格王朝所造。古格王朝曾遣僧众赴克什米尔求法,并请回喀籍造像工匠多人,故受其影响。《文物》2000年3期封面刊 出古格王国遗址阿里皮央石窟杜康大殿出土铜佛像一尊,其黄色铜质与高浮雕人物、动物台座等,均与此像有密切关系,亦可作为此像乃古格所遗之佐证。” —— 王世襄《自珍集》
此尊王世襄先生旧藏造像,表现的正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证悟得道时的形象。佛祖全跏趺端坐于半圆形须弥台座之上,坐垫细密錾刻卷草纹,正面雕刻兽面(Kirtimiukha),为印度习俗,意译为“荣耀之面”;左手在脐间结禅定印,修长右手结触地降魔印,手指轻触台座,力道均衡;肉髻平缓,宝珠顶严;额际宽广,下颌低收;弯眉圆目,眼露微笑,双眼俯视,表情内省;颈部短粗,是此一时期菩提伽耶风格短颈佛显著特色,此种风格显然是受到来自帕拉王朝东部的缅甸蒲甘王朝的影响;胸肌挺括,身着贴体僧衣,刻画方式为萨尔那特式,仅在左肩和双踝部刻画衣纹表示出袈裟的存在;右手指甲镶嵌红铜,在禅定印的左手、跏趺坐的双足面上都镶嵌白银并錾刻法轮图案,为佛生三十二相之相好特质,卡垫之上亦镶嵌、錾刻银质金刚杵,象征释尊成道时玉树临风,巍然不动;底板保留完整。
在细节处理上,在禅定印的左手、跏趺坐的双足面上都镶嵌白银并錾刻法轮图案,为佛生三十二相之相好特质,卡垫之上亦镶嵌、錾刻银质金刚杵,象征释尊成道时玉树临风,巍然不动。
须弥座分三层,中间层用高浮雕方法突出刻画六个人物、动物:台座正中左边手托宝瓶的是释尊证道时召唤并为之作证的地母,右为干扰释迦修行的摩罗,其身左侧立 置的弓箭也表明了他的身份,二者形态一欢喜一忧郁,形象憨态可掬;左右回廊两侧各有象、狮一头,大象的鼻子挥舞甩动,狮子分别左右回头张望;所有形象刻画 可爱生动,拙趣横生,为威严庄重的整尊造像点缀无穷乐趣和世间的祥和气息。上层连珠刻画紧致细密,下层连珠圆浑饱满,为帕拉时期造像显着特点。
最为珍贵难得的是该件作品为合金黄铜与红铜合铸而成,用合金铜的黄色作为裸露在外的肢体的塑造介质;而用红铜塑造身被的红色袈裟,二者融合的天衣无缝,相得益彰。无论从工艺难度还是美学设计的角度都堪称绝世佳品。
王世襄先生治学严谨,当时在其著作中援引了佛像专家的意见,而经过了这些年对于早期印度佛造像研究的深入。溯本求源,目前主流学术观点普遍认为,这种短颈佛 是11-12世纪帕拉王朝与缅甸蒲甘王朝艺术碰撞,文化融合的结晶。地处东北印度的帕拉王朝与缅甸北部的浦甘王朝(849-1287)关系一直非常良好。 与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不同,蒲甘王朝信奉大乘佛教,据说,有一位帕拉国王还将一公主嫁给浦甘王子,共结秦晋之好,在历史上两国一直相交甚密,在佛教艺术的交 流上也非常密切。所以这种具有蒲甘缅甸审美元素的帕拉造像在11世纪的东北印度广为流传。
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的一件珍贵11世纪黄蜡石佛传故事石雕就说明了这种独特风格造像在东北印度上层社会的深远影响。
巧合的是,在王世襄旧藏的这件双色佛创下高价后,过去半年市场上又出现了两尊类似的双色佛,另外,知名公私机构也有数件馆藏,为朋友们梳理如下:
美国洛克菲勒家族曾藏有一件类似藏品,同样是双色铜合铸,但神态工艺比王世襄先生旧藏的略逊一筹。
在西藏萨迦寺中目前也供有一件几乎同样形制和做工的双色铜释迦牟尼造像。
布达拉宫和国家博物馆亦各有一件与此尊类似
刚刚结束的中国嘉德春拍上,一件定为11世纪的帕拉双色佛拍出2530万元高价
去年的北京保利秋拍,一件定为12世纪古格王朝的双色佛拍出632.5万元
另外,印度德里国家博物馆馆藏有一尊11世纪双色佛,或许应当看做是此类11-12世纪帕拉王朝双色佛的标准件了
他们的突出特点是额头非常突出,脖颈短粗,与传统帕拉对形体的刻画描述似有不同,但这种双色铜铸造工艺及金属镶嵌工艺的精湛表现,铜质的细腻润泽又毫无疑问的让他们与帕拉联系在一起。
在12世纪末穆斯林军队入侵北印度之前,帕拉王朝境内著名的佛教圣地菩提伽耶的菩提大塔中的主尊佛像被转移并秘密保护起来。而当时缅甸的佛教依然兴盛,国王 派人到印度朝圣时见到当时佛教的圣地一片凋敝,遂发心出资修复,并将大菩提塔正面的释迦牟尼主尊佛按照缅甸佛教造像的风格和样式重新制作成砖雕样式,其特 点是:面相类似于童子像,头大,前额宽阔,脖子短粗,着红色袈裟,施触地印。从此菩提大塔中东北印度传统样式的佛像就被缅甸蒲甘样式的佛像所代替,直到 19世纪末原有风格的大佛才重新安奉回原位。由于菩提大塔的示范效应,这种风格也广被临摹并经由当时的藏西阿里地区传播到西藏的广大区域,并被作为一种隆 重高贵的血统传承下来。
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可以汇总起来的信息是:
1、此类造像源于11-12世纪的帕拉王朝当无疑问。
2、早期藏西古格王朝的佛造像深受克什米尔和帕拉地区造像的影响,加上这类造像又受到了缅甸蒲甘王朝艺术的影响,这也是不同专家对其产地可能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尽管产地可能不同,但是应该都和帕拉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这类造像融合得几乎天衣无缝的双色铜工艺毫无疑问代表了当时世界佛像制作的最高水平了,即便在现在,也绝难仿造!
而根据以上的数件比对,王世襄先生所旧藏的这件和印度德里国家博物馆这件当最为接近,应该是更加纯粹的来自于印度帕拉王朝纯正的血统了。
在如今市场对于高古造像越来越热衷,藏家们更多的去追根溯源,追寻佛造像艺术源头的时候,我们不禁对于“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先生这种超前几十年的高超鉴赏 眼光表示由衷的钦佩。而这样的藏品,不仅仅应该是如今的中国艺术品市场所追捧的,它也是全人类不可估量的宝贵文化财富!
参考著录:
著录:王世襄《俪松居长物志•自珍集》,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7年3月,第67页,图3.27。
拍卖记录:
1、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3年11月26日秋季拍卖会,《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LOT.1171;
2、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0年5月16日春季拍卖会,《瓷器玉器工艺品》专场,LOT.2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