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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展堂先生不仅是商界翘楚，还是一位热衷传统文化的、杰出的文物收藏鉴赏家，其过人的 识见和丰富的收藏己成为当代传奇。徐展堂，据说是“荟集中国文物最快、数量最惊人”的收藏家，也是全球五大收藏家中唯一的华人。

中国政协常委、中国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还执掌香港北海集团、新中港集团、城市巴士等24家公司，也曾经担任过香港柔道协会会长、亚洲柔道协会副会长，香港羽毛球协会会长、香港垒球总会会长。

祖籍江苏宜兴，1941年生于江西吉安，9岁时随父母迁居香港，16岁开始，徐展堂就逐渐涉足各类商业，从最初的餐饮、油漆、招牌、装修，直到最终让他声名大震的房地产业。

此外，他先后向世界7个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捐赠过文物和相关资金，支持建设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艺术馆。

徐展堂祖籍

徐展堂祖籍江苏宜兴，1941年生于江西吉安，9岁的时候随父母迁居香港，l3岁时父亲死于肺病，从此与母亲、弟妹相依为命。少年坎坷，养成了他不断拚搏的毅力。银行的小信差、餐馆的小杂工等什么都做，至今他在办公室的墙上还挂着二幅油画：在杂乱的环境中，二个光□的小孩正在攀登木梯。徐先生说他很喜欢这幅画， 这是他赤手空拳图发展的最好写照。16岁时候，他就已经踏入商界，最初经营餐饮、油漆、招牌、装修业，一心一意地做，不断点划筹谋，积累资产和商战经验，并逐步向地产业扩展。70年代初，香港经济萧条，股市、楼市一跌再跌，徐展堂慧眼过人，大胆买进，获益极丰。80 年代初，由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直接影响到香港地产业，一时人心浮动，行情看淡，他看定后势大量买入，果然大爽。两次成功，奠定了今日事业的基础。此后，他陆续收购了香港老牌的中华制漆厂、香港城巴集团和英国伦敦城巴公司，扩大了家族拥有的北海集团，发起并成立了地跨香港、新加坡、大陆的新中港集团，投资大陆的能源、基建设施、汽车等领域，事业如日中天。

商界成功后

徐展堂先生在商界成功后，始终不忘回报社会，以乐善好施著称，曾任香港著名的慈善机构东华三院的主席。此外，他还热心于体育，曾任香港羽毛球协会等多个体育协会的主席，并经常率队参加各项比赛。与古董结缘则纯属偶然，对此徐展堂先生回忆说：“说来其实是很偶然的机会，让我对收藏产生兴趣，最初是到广州参加广交会，那时大陆刚开始改革开放，在文德路等地方有些小瓷器卖，如民国初期江浙一带的洗面盆，上面绘有人物花鸟，几十元人民币一个，我就买了几个，送给生意上的外国朋友，他们喜欢的不得了。”

徐氏收集

从此，徐氏 不断收集古董，商务之暇，更是把参观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书店等文化场所当作种乐趣，并成批地购买文物、艺术等方面的书藉，藉以丰富，自己的学识，提高鉴别古物的能力，对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了相当的认识。每每遇到喜爱的文物，总是会产生一种很强的购买欲望，志在必得，不惜巨资从苏富比和克里斯蒂等国际性大拍卖公司购回许多珍贵文物，并委托资深专家在英、美、日等国广泛搜求精品。通过十多年的不断积累，现今已拥有藏品四千余件，分别为陶瓷、青铜器、玉器、家具、牙角器等，据行家估计，总值约1亿美元，跻身全球五大收藏家之列，而且是其中唯一的华人。

徐展堂先生与中国文物

徐展堂先生醉心于中国文物，却不像传统的收藏家那样白娱自乐或局限于少数人玩赏，而是公诸于众，让更多的人参观揣摩，领略民族艺术的风采。经过精心策划与安排，于1991年成立了除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的首家私人中国博物馆——香港徐氏艺术馆，馆内收藏有他的二千多件珍品，主要有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陈列设计亦极富民族色彩，并特设有两个具有明、清特色的书斋，整体架构，美轮美奂，被公认为全球五大私人博物馆之一。

徐氏的收藏中，有三千多件陶瓷器，就时代跨度而言，上至新石器时期、下迄晚清，既有时代的连续性，又有器型上的多样性，几乎每一件都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堪称是一部实物的中国陶瓷史。其中有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和半山类型的彩陶罐，个个线条流畅，色彩对比强烈，有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楼空高柄杯，秀劲挺拔；西汉的彩绘灰陶龙，高达43厘米，世所罕见：唐代的三彩器更是精美绝，还有宋代哥窑灰青釉瓣口洗， 元青花庭院狮子纹大盘。至于明清官窑瓷器，可谓精品中选出的精品，如明永乐青花绶鸟荔技纹大盘，清康熙法琅彩粉红地缠枝花卉纹碗，清乾隆黄地青花云龙捧寿图六角瓶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实物，实属来之不易，不仅要耗资百万、千万，而且需要耐心和机缘，这一点徐展堂先生是深有感触的。

扩展业务

1988年，徐展堂先生前往英国扩展业务，抽空参观了英国著名的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看到一批珍贵的中国文物由于缺乏经费而被堆放在货仓中，大为感慨， 遂捐资125万英磅，在英国皇子查尔斯的建议下，维多利亚·艾伯特博物馆于1991年6月12日建成了以徐展堂先生名字命名的中国艺术馆，展出了600件中国艺术珍品，全部说明用中英文两种文字，这在欧洲还是第一次。本着宣扬中华艺术、促进文化交流的宗旨，徐展堂先生不断又有新手笔：1990年捐赠100万美元予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捐赠总 值2000万港币的中国文物给澳大利亚国家艺术馆创设中国厅，让全澳大利亚人有机会认识中国艺术，并因此获得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的“最高国家艺术勋章”。徐展堂先生的捐款，总是指定用于创设陈列中国文物的中国艺术馆，旨在宣传中国文化，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在中国大陆，徐展堂先生为帮助上海博物馆建设新馆，出资100万美元，此后不久，当他得知南京博物院新建艺术馆有困难时，又慨然允诺捐80万美元，用于青铜馆和陶瓷馆的建设。他还借出150件珍品与新加坡文物馆合办中国青铜、陶瓷特展。

鉴于徐展堂先生为促进世界文化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南京博物院聘请他为名誉院长， 美国杂志《WORLDLINK》把他选为1991年世界艺术大使。 所有这些事情，皆令徐展堂先生感到无穷的乐趣， 他认为对财富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其中难免会有许多烦恼，而作为一个收藏家，一个民族文化的研究者，自有精神上的最高享受，诚哉斯言!

暂得楼是胡惠春先生为自己的收藏所起的堂号，“暂得”一词取自王羲之《兰亭集序》“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表达了欣然而遇的内心喜悦。胡惠春先生相信这就是如他鉴赏一件器物时的感受。

胡惠春，生于1910年，卒于1993年，名仁牧，字惠春，号渭村。在西方收藏界习惯称呼其为 J. M. Hu, 民国年间上海大收藏家。

其父亲胡笔江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银行业精英。胡笔江从扬州仙女庙义善源银号店员开始凭借自己的聪明勤奋，在这最基层的职位上扎扎实实积累了多年经验。后来经人介绍，进入交通银行北京分行，任调查专员。1914年升任北京分行经理。胡经理主持行事，井井有条，营业猛增，成绩斐然，这让交行的老大梁士诒颇为满意。

银行家父亲并没有急功近利地把儿子培养为金融人士，而是聘请名师在家教授四书五经，使其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先成人、后成才。中学毕业后，胡惠春进入当时著名的燕京大学，攻读地质学。读大学时，深受传统儒家教育熏陶胡惠春就喜欢上了陶瓷，开始了收藏。

不久，胡笔江与南洋华侨黄奕柱创办中南银行。他以金融家身份与政界过从甚密，1933年被民国“四大家族”成员之一的宋子文指派为交通银行董事长。1938年8月24日，胡笔江从香港乘坐飞机，准备到西安与民国政府要员商讨战时金融问题，不料起飞不久，即在广东中山市上空遭到日本军用飞机截击，机坠人亡。58岁的胡笔江遇难后，国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蒋介石电唁其家属，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都送了花圈挽联，在挽联中称其为“金融巨子”。胡笔江声名显赫，有中国十大银行家之称。

父亲的意外离去，使年仅30岁不到的长子胡惠春接过了父亲的金融事业。从小耳闻目睹银行业业精英的父亲做人做事的风格，胡惠春继承并一肩挑起了事业和家庭的重任。但骨髓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使他在闲暇之余，念念不忘的还是那些令他魂牵梦绕的文物。

胡惠春先生的藏品中包括了不少晋、唐、宋、元、明的名品，单是清代官窑精品就达九十余件，可以说代表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瓷器生产高峰时期的作品。

过去一般藏家收集清瓷，多以乾隆为限，个别亦兼及嘉庆，胡惠春先生兼及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甚至宣统瓷的收藏，其中很多都是成对器物，并多数有官窑款，极难能可贵。

中国现代收藏家的崛起，当在清末民初。宣统时代，帝国败落，各种宫廷收藏御用之品，或以赏赐为名或因盗窃，大量流出宫外，随着溥仪的流亡，更加剧了文物的散失。当时西方及日本的收藏家和古玩商热衷于收购这些从宫中散佚出的文物。有些人士出于爱国之情，阻止祖国的文化遗物外流，不惜以重金收购。胡惠春就是这个收藏群体中的一位，早在四十年代之初，他的收藏已为人所注目。

胡惠春既是一名企业家，也是一位爱国的学者。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胡惠春先生凭借自己扎实的艺术鉴赏水平和果敢的眼光魄力阻止了一大批文物流失海外。

解放初期，受周总理号召，胡惠春与香港知名学者及教育家陈君葆、当时新任中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等人，在香港秘密组织国宝收购小组，由内地出资，大量购买战乱散失香港的重要文物。

解放后，胡惠春先生曾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1951年，上海博物馆在筹备建立时，当时担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胡惠春先生提出：“博物馆不能没有文物”，为此他带头向筹备中的上海博物馆捐赠明清官窑瓷器等各类文物268件，成为上海博物馆古陶瓷收藏最早的一批。这一大宗价值连城的珍贵瓷器，对于筹建当时文物基础极为薄弱的上海博物馆，可以说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60年代，胡惠春移居香港后，于1960年创建《敏求精舍》收藏组织，并担任了八任主席。敏求精舍至今保持着很高的收藏层次，集中了香港地区品位高雅的收藏家、鉴赏家。胡惠春与陈光甫以及企业家利荣森，因为对文物的爱好常相往来，在1960年，共同发起成立了敏求精舍，当时成员有十几个，都是三位创始人在港的好友，且都是拥有雄厚资金背景的收藏家。早期的会员都是使用上海话交流，胡惠春的清代官窑单色釉器收藏、叶义医生的竹刻犀角雕收藏，利荣森的古画收藏都达到一定规模，敏求精舍有着严格的入会要求，会员均为只藏不卖的收藏家，发展新的会员需要现任会员全票通过，当然，发展到后来，他们也会吸收内地有颇高名望的文物专家入会。发展了二三十年之后，便又有了罗桂祥的宜兴陶瓷茶具收藏、叶承耀攻玉山房的明清家具收藏、李大鸣九如堂的高古瓷收藏、葛士翘父子天民楼的明清官窑瓷器收藏、徐展堂的历代瓷器收藏等。

“文革”时期，胡先生在上海的老宅亦未能躲过抄家一劫，当时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投桃报李对其中的文物进行了整理和抢救，并一一登记，作为“代管文物”寄存在博物馆。到了1988年，上海博物馆开始筹划选址建新馆，胡先生和夫人王华云女士有意捐献这批“代管文物”加上自己一些珍藏陆续再次慷慨捐出，这其中有大量的官窑，民窑精品，单件价值几百万至几千万。其女婿范季融先生受胡慧春夫妇委托与上海博物馆洽谈，上博欣然之余，决定在新馆为他的藏品开设暂得楼陶瓷陈列专室，现上海博物馆里的暂得楼瓷器馆展品均为胡氏毕生所藏的捐献。

胡惠春先生的收藏情结胡惠春有着与艺术相通的真性情，他对陶瓷的钟爱始于求学阶段。在收藏中，胡先生执着地追求藏品的完美。任何一件清代官窑器若有丝毫瑕疵，他都难以接受。藏品成双配对，以达到陈列时的美观，这是胡惠春在收藏中追求完美的另一种表现。

80年代以来随着胡慧春先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加，他的藏品在拍卖市场是一直是既有名人效应，又有流传有序资质的香饽饽。

2000年，香港苏富比举行 “瑰丽凝珍”私家藏明清皇家瓷器及工艺品专拍图录，拍品19件，其中胡惠春旧藏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以4404.475万港元成交，创下了中国官窑瓷器交易的世界纪录。

2012年，香港苏富比“敦朴涵芳：胡惠春旧藏清代单色御瓷”专场成交率为100%，实现“白手套”拍卖。胡惠春旧藏清代单色御瓷”共12件拍品，全数售出，单场总成交8450万港元。

2006年4月30日，胡先生之婿、著名美籍华裔收藏家范季融教授，拿出珍藏于海外的暂得楼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单色釉瓷器，与已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清代康、雍、乾单色釉瓷器合在一起，联合香港中文大学、上海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在首博举办了“暂得楼清代康雍乾单色釉瓷器作品展”。

胡惠春先生的一生，既是成功的企业家又是爱国的收藏家。收藏成绩斐然，但处事却十分低调。其斋名“暂得楼”意味着大件文物收藏只能暂归于己，将来应属于国家和社会。显示他对文物虽有赏玩之好，却无占有之心。如此淡泊名利，令人高山仰止，钦佩万分。

清代景德镇瓷业经历了由明末政局动荡、战乱频仍造成的衰退，到康雍乾盛世发展以及嘉道以后的再度衰落过程。综观传世品中的清代景德镇瓷器作品，明显可以看出康雍乾三朝的瓷器烧造不仅是整个清代的发展高潮，更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而这段时期的官窑单色釉瓷器，则可说是整个清瓷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已故香港瓷器收藏大家、暂得楼主胡惠春先生是文物收藏界知名人士，早年居于沪上，曾于1945年被聘为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专门委员，1950年被聘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移居香港后，于1960年创建敏求精舍，并担任了八任主席。敏求精舍至今保持着很高的收藏层次，集中了香港地区品位高雅的收藏家、鉴赏家。

胡惠春先生收藏丰富，自名其斋为“暂得楼”。这一名称源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胡先生取文中“暂得”二字，一是指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拥有文物古玩，故为“暂得”；二是谓图一时之快乐，曾经拥有过了，就如兰亭修禊之事一样。从中可以看出胡先生的胸襟和修养。

胡惠春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两次把自己收藏的精美陶瓷器共359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进一步丰富了上博的收藏。其中的清代单色釉瓷器虽然只是暂得楼所藏的一部分，但烧造水平堪称一流。胡先生之婿、著名美籍华裔收藏家范季融教授多年前就有一个想法，希望把珍藏于海外的暂得楼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单色釉瓷器与已捐赠给上博的清代康、雍、乾单色釉瓷器合在一起，举办一个“暂得楼清代康雍乾单色釉官窑瓷器展”。

近日在上海博物馆二楼暂得楼陶瓷馆展出的康雍乾单色釉瓷器作品，一部分取自暂得楼捐赠给上博的藏品，另一部分来自现存美国纽约、专程运抵上海的暂得楼收藏，共计５４件（组），质量之高在海内外都十分少见。综观暂得楼所藏单色釉瓷器，可以用“精”、“雅”、“美”三字概括，从这些藏品中可以进一步领悟胡惠春先生“暂得于己，快然自足”精神境界的妙蒂。

明清 景德镇窑 瓷器款识示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