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两江总督端方,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的许多故事早被历史的烟云淹没了,只留下慈禧太后葬礼上的那一幕———他跑去东陵为慈禧送葬的队伍拍照片,触怒了监国摄政王载沣,认为不合章法,遂落了个免职的下场。1911年四川保路风潮渐起,他在这个多事之秋,被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并由湖北率新军一标前去镇压已经如火如荼的保路风潮,在资州(今资中)被起义新军所杀。
现在真正使人们想起他的,倒是他的收藏,他是本世纪初最负盛名的收藏家之一。
端方(1861—1911)满族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字午桥,号斋。1882年壬午科举人,捐员外郎,迁郎中,历官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1900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到西安避庚子之乱时,他拱卫周围,鞍前马后,奔忙不迭,遂深得宠信,出入左右,不久就升为湖北巡抚、湖广总督、江苏巡抚,继而又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成为权倾朝野的一员封疆大吏。
北京琉璃厂的老人们传说他原先并不懂得收藏,在一次非正式的官僚们聚会的场合,人们谈论古董时他也凑热闹,被人讥为“你懂什么!”奇耻大辱,不雪不足以为人生,于是他发愤研究汉民族传统文化,尤其在陕西任上,大肆收集古董,终于嗜古成癖,一发而不可收,不数年,海内果真刮目相看。
端方聪颖,悟性极高,加上有权、有势、有钱,又处在陕西,这个号称“一镢头下去,准能刨出件文物来”的地方,天时地利占尽,藏品很快蔚为大观。他收藏的面很广,中国传统士大夫收藏的各种门类,诸如青铜器、碑刻、古印、古砖、泉范,甚至井栏、田券、坟券,只要有文字、饰纹、有考订价值者,皆兼收并蓄。
《斋吉金录》是他收藏青铜器的著录,共计448器。其最负盛名的青铜藏品,是一组于1901年从陕西凤翔府出土的商代酒器,共19件(后来也有人考证,其并非全属一组)。这19件宝贝经考证确定为:父甲觯,父乙(有盖),鼎卣(有盖),青铜禁,妣巳觯,祖癸角,铜勺(6柄,每柄近尺长,勺头为橄榄形,柄上有精美图案),妣巳觚,觯,子执拂,鼎尊,鼎卣(有盖,高2尺许,方底圆身,有提梁,纹饰极精),父巳尊和牺形爵(有立柱,纹饰极精美)。其中最为稀罕的是那只足有三四尺长的长方形青铜禁。禁,形制和作用极似一张长方形的茶几,古人在上面再置放其他各式青铜酒器。这套酒器中的青铜禁出土,为有史以来首次发现之禁,举世为之轰动,被端方捷足先登,收为己有,著录于其《斋吉金录》首卷。出土地点为宝鸡县的三十里斗鸡台。斗鸡台这个地方,历朝历代不知出土了多少文物,是华夏祖先曾经集中居住过的一方宝地。
可惜这组宝贝在端方死后流入美国,入藏纽约中央博物馆,这是端方的好朋友、拜把子兄弟、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干的“好事”。福开森在《斋旧藏古酒器考》中说:“1911年秋革命军起,端方死于四川,遗产皆在北京,其后人以贫故,不能守,稍稍货其古器物以自给。近年贫益甚,遂以此二十器(后又加入一件觯,计为20件),归于我国纽约中央博物馆,此1924年春事也。端方所著《斋吉金录》于器之形制、尺寸记之特详,而于其名物,未有详确之记载,犹不免有遗憾……”在运往美国之前,福开森将这组器件逐一摹拓打印,据器之大小而定纸之长短,一套15幅图,辑成《斋旧藏古禁全器》,郑孝胥题签,影印出版。于是国内大家能见到的,仅此影印纸本而已。后来有人传出,此套古禁器物,卖了20余万美元,无论在当时或是当今,都不能不算一笔巨额。
端方藏石达643件之巨。年代自汉至元,范围广于全国各地,形式不仅有古碑、造像、石经、墓志铭,还有泉范、塔记、井栏、田券、造像记等等,并且逐一请人录其碑文、刻记,他本人亲撰考释文字,编为《斋藏石记》16册。帮他从事这一工程的,是当时知名学者况周颐、李明经和龚锡龄等人。“所录碑文一点半画悉依原字摹拟”,“良宵雅坐,时亦商榷,是非稽合同异,凡二三月辄自为一跋令录文后,或易旧稿,或出新制,走亻平授简,喘汗相属,盖公政事之余,勤勤著述概如此尔”,当事人龚锡龄如实道出了当时的合作情景。
参考: 1901年“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三十里斗鸡台出土”(端方记载)的一套
西周酒器 鼎卣 1
西周酒器 鼎卣
西周酒器 鼎卣
高47宽29.2cm,重14.1kg
参考: 1901年“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三十里斗鸡台出土”(端方记载)的一套
西周酒器 鼎卣(带座) 2
卣高31.8基座高cm,总重8.8kg
据其考证,古之著录金石者,始于欧阳修,继而有洪适,“爰及近代作者益众矣,然据原石者,仅志郡邑,限于方隅,私家收藏,则皆仅据通行拓本,人间习见,复出盖多,其以一人藏石,都录成书者,实自公是编始”。于是端方被推为以私家藏石著录碑文的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残经,大都为前人所未见,未曾著录者,其史料意义尤为重大。当时端方曾感叹前人所著录之古碑石刻,今已不为多见,而现时审视端方所集石刻六七百件,今亦不知存者几何,百年风云,是可惧也。
端方自称:“余少稽此业,自为京朝官,及杖节方州,盖尝物色求,自诡以实验为准,因此,金石之新出者,争以购归余。其旧者藏于世家右族,余亦次第罗。”可见其意气奋发,大有不可一日不言石之意味。
参考:1901年“陕西凤翔府宝鸡县三十里斗鸡台出土”(端方记载)的一套西周酒器。
父乙觯
高14.6腹14.6×12.4cm,重0.9kg
父甲觯
高14.6腹径7.9cm,重0.7kg
妣己觯
高12.7腹径7.6cm
雷纹觯
高14腹径7cm,重0.7kg
端方藏石中,有汉代按照日影来测定时间的测景日晷、延熹土圭,井栏如天监井、涌金井,墓志如皇甫粼、司马景和,古碑如《曹真碑》、《郛休碑》……洋洋洒洒,如山海巨观。
还有《斋藏印》,集历代古印1896方,大者盈寸,小者如豆,或篆或隶,阴阳交错,亦令人目不暇接。
端方尚有两卷藏砖记,收入的皆为汉代罪人墓地的砖铭。端氏据此考证,墓志铭在汉代就有了,从而否定了那种认为墓志起源于颜延之之说,批驳了顾亭林源于南朝之说。他认为,汉代连罪人都有了墓志,况无罪之人乎?
这批汉代罪人墓志,均刻于砖上,如“汉萧延死砖,章和二年”。端氏著录了该砖的高、宽、厚度,字体大小;又如“汉左章死砖,和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京兆长安左章钳口死在此下”,等等,共计117砖。每砖均附有考释文字。端氏还从砖文的刻写法,论证了古文字的演变,可见其用功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