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乾隆 松石绿釉轧道卷草 洋彩珐琅彩花鸟山石纹锥把瓶长颈瓶 （对）

Description

大清乾隆 松石绿釉轧道卷草 洋彩/珐琅彩花鸟山石纹锥把瓶 （对）

参考：嘉德2013 春季拍賣
觀古—瓷器工藝品
433 清康熙 (1662-1722)
白釉模印螭龍花卉紋油槌瓶

估價 : HKD: 150,000-250,000 USD: 19,400-32,300
成交價: HKD: 172,500

43 cm. (16?7/8 in.) high

参考：佳士得
18 3月 2015 | 現場拍賣 11420
錦瑟華年 – 安思遠私人珍藏
第三部分：中國工藝精品 ─ 清代瓷器、料器及玉雕
拍品 416
A LARGE BROWNISH-BLACK-GLAZED BOTTLE VASE
清康熙 棕黑釉大長頸瓶
CHINA, QING DYNASTY, KANGXI PERIOD (1662-1722)

成交價 USD 30,000
估價 USD 10,000 – USD 15,000

來源
The Collection of Robert H. Ellsworth, New York, before 1977.

狀況報告
We have sought to record changes in the condition of this piece acquired after its initial manufacture.
– There is some crackling and glaze imperfections to the base.
– There is a small circular firing imperfection under the glaze of the body causing a slight indentation.
– There is the expected minor surface wear and scratching.

参考：佳士得
18 3月 2015 | 現場拍賣 11420
錦瑟華年 – 安思遠私人珍藏
第三部分：中國工藝精品 ─ 清代瓷器、料器及玉雕
拍品 412
A LARGE WHITE-GLAZED ANHUA-DECORATED BOTTLE VASE
清十八世紀 白釉暗花雲龍戲珠紋長頸瓶
CHINA,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成交價 USD 20,000
估價 USD 12,000 – USD 18,000

清十八世紀 白釉暗花雲龍戲珠紋長頸瓶
CHINA, QING DYNASTY, 18TH CENTURY

來源
The Collection of Robert H. Ellsworth, New York, before 1977.

出版
A. Juliano, “Robert H. Ellsworth Treasures the East,” Architectural Digest, October 1985, p. 106.

狀況報告
We have sought to record changes in the condition of this piece acquired after its initial manufacture.
– Some minor abrasion.
– Appears to be in good condition.

参考：佳士得
3 11月 2014 | 現場拍賣 5749
中國陶瓷、工藝精品與紡織品
拍品 75 清光绪 粉彩梅纹 梅瓶
A LARGE FAMILLE ROSE ‘PRUNUS AND MAGPIE’ BOTTLE VASE
GUANGXU SIX-CHARACTER IRON RED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875-1908)

成交價 GBP 25,000
估價 GBP 8,000 – GBP 12,000

拍品專文
A LARGE FAMILLE ROSE ‘PRUNUS AND MAGPIE’ BOTTLE VASE
GUANGXU SIX-CHARACTER IRON RED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875-1908)
It is decorated with magpies amongst flowering branches of prunus blossom.
20 in. (51 cm.) high

來源
Purchased in Macon, France, in 1979.

狀況報告
Few scattered iron spots
Two shallow nicks to the foot ring.
Scratches and surface wear in keeping with its age.

拍品專文
Magpies and prunus form the rebus Xishang meishao that may be translated as “happiness up to your eyebrows”.
Magpies are auspicious birds and when a group of twelve birds are portrayed together, this augurs twelve wishes for the viewer.
A possible mirror image of this vase sold at Sotheby’s, Paris, 13 June 2012, lot 65.

参考：2020年7月11日
香港蘇富比 特拍 蘊古存今 – 迦納爵士舊藏玲瓏夾層瓶

簡介

洋彩玲瓏夾層瓶，匯聚歷代工藝風格精粹，集千歲之大成，工精藝巧，製作繁複，誠乾隆重器。細觀瓷瓶，可從遠古青銅、先秦玉器，經過龍泉青瓷、永宣青花，走進洛可可式的花團錦簇。據乾隆七年（1742年）檔案，此瓶應為唐英（1682-1756年）任御窰督陶官時所製，上呈御覽，獲帝皇稱許，納入「乾清宮頭等」。

此瓶傳承有緒，來源顯赫﹐原屬迦納爵士（1891-1977年）雅蓄﹐後入亨利奈特（1903-1970年）珍藏，家族傳承逾六十年，今春重現，誠為美事。

瀏覽PDF拍品列表 清乾隆　洋彩紅地錦上添花冬青玲瓏夾層瓶 《大清乾隆年製》款 乾隆七年八月十二日《活計檔》有對應記錄 瀏覽PDF拍品列表 清乾隆　洋彩紅地錦上添花冬青玲瓏夾層瓶 《大清乾隆年製》款
乾隆七年八月十二日《活計檔》有對應記錄

成交價 70,406,000 港元

佳瓷自有光：與貓共寢的乾隆御瓷

清乾隆 洋彩紅地錦上添花冬青玲瓏夾層瓶 《大清乾隆年製》款
乾隆七年八月十二日《活計檔》有對應記錄

70,000,000 — 90,000,000港幣
拍品已售 70,406,000 港幣 成交價 (含買家佣金)

拍品詳情
清乾隆 洋彩紅地錦上添花冬青玲瓏夾層瓶 《大清乾隆年製》款
乾隆七年八月十二日《活計檔》有對應記錄
玲瓏套瓶唇口外翻，猶若華蓋，飾如意雲紋，極其精緻。束頸胭脂紅為地，細錐鳳尾形卷草紋，錦上添洋花，番蓮卷葉，繾綣曼麗，加飾描金雙龍耳，天威盡顯。鼓腹紅地繁花之間，粉青描金鏤空仿古紋，龍、鳥交纏，伴以如蝠瑞獸，有條不紊，井然見序。間隙透空，窺見內瓶仿明青花蟠桃，似虛猶實，蟠桃堅碩，枝葉帶勁，深淺濃淡，溢宣窰雅風。足與瓶口、肩頸紋飾相呼應，內頸及器底則施松石綠彩，底署礬紅六字篆款。
31.4 公分，12 3/8 英寸

狀況報告
整體品相完好。口沿及上腹邊描金退色稍經潤飾，但可還原。器腹粉青鏤雕邊沿見細微磕痕或剝釉，器面見輕微磨痕，均屬正常。

相關資料

來源：
迦納爵士（1891-1977年）收藏
倫敦蘇富比1954年5月25日，編號91（£44）
Bluett & Sons，倫敦，登錄編號3396
Jacob Stodel，阿姆斯特丹及倫敦，1954年11月8日購自 Bluett & Sons（£80）
亨利奈特（1903-1970年）收藏，荷蘭海牙
自此家族傳承
* 特別鳴謝 Dominic Jellinek 為迦納爵士玲瓏瓶之來源作出深入研究。

珍瓷自蘊淵古風

康蕊君

中國傳統風格五花八門，如欲以一器涵之，古為今用，新舊兼蓄，藉此崇古尚典，該應怎辦？聽來彷彿陸上行舟之舉，景德鎮瓷匠施展妙思巧技，難題便迎刃而解，正如此瓶上所見，古今藝風，兼而有之。所有熟諳中國藝術史的鑑賞家，包括乾隆皇帝（1736-1795年間在位），從此瓶上能看出歷代工藝風格精粹。既集千歲之大成，從形至飾，以不同細節蘊含古風，即使專家也得駐目凝神，才漸參透箇中玄機。猶如閑逛宮廷，慢覽御藏，此瓶引領我們從遠古青銅、先秦玉器，經過龍泉青瓷、永宣青花，終達洛可可式的花團錦簇。此瓶慕古之餘，也趕上世界潮流，妙添新趣，各式風格揉合自然，渾如天成。流暢之處，較之單純技藝的精湛，或許更讓人讚嘆不已。

瓶上盡見匠心獨運，工之精、藝之巧，實在無庸置疑。此類夾層玲瓏套瓶，極為罕稀，其製作繁複，燒造殊艱，御窰藝匠煞費苦心，精益求精，才製得美瓷悅龍顏。如此瓶般細緻入微，堪稱鬼斧神工，想必為唐英（1682-1756年）治下所製。唐英任御窰督陶官時，學埏埴之事，研造燒之術，憑著對美學的堅執，不屈不撓，千錘百煉，開創清瓷新貎。然而此類瓷瓶，對唐英而言，仍是一大難題。唐英初製「夾層玲瓏交泰等九種」，但礙於「工料不無過費，故未敢多造」，得聖上恩准後才成對燒製，幸得乾隆帝認同下旨「按節進十數件，俱要成對，如不能成對，即將各樣燒造」（廖寶秀，《華麗彩瓷：乾隆洋彩》，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2008年，頁27始）。然而，許多傳世玲瓏套瓶也只形單隻影，江西景德鎮供御清單中也未有指明偶數，可能從未成雙。

相關玲瓏套瓶之燒造記錄，可參考乾隆七至八年（1742-1743年）檔案。乾隆七年八月十二日記載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2005年，卷11，頁6；圖一）：

「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等交：洋彩瑞芝洋花蟬紋鐏二件、洋彩紅地錦上添花冬青玲瓏夾宣花瓶一件…… [下省三十四器] …… 旨著配匣入乾清宮頭等。」

此處提及洋彩紅地玲瓏花瓶一件，描述與此品相符，據載儲入乾清宮。論規模，乾清宮居內廷之冠，乃聖上詔見使臣、內宮宴筵之重要宮殿。

另見乾隆八年兩段相關記錄（前述出處，頁311及頁807-8），先在閏四月八日載：

「（廣木作）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交……洋彩紅地錦上添花夾宣大膽瓶一件……傳旨著供各配架座。」

翌日，乾隆八年閏四月初九日又載：

「（乾清宮）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交……洋彩紅地錦上添花龍泉玲瓏夾宣膽瓶一對……傳旨著配匣入乾清宮琺瑯器皿內。」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三件相類之玲瓏瓶，其鏤空紋飾與色彩搭配與此瓶十分相似，瓶卻呈膽式，口略侈但未外翻，也缺雙耳。乾隆八年之文獻，可與院藏三件玲瓏膽瓶相對應（廖寶秀，前述出處，編號68、頁271，圖49、51及頁281，圖131；圖二）。廖寶秀指出，成對膽瓶原與清帝袍服同儲內宮端凝殿，而第三件則原置內宮帝皇起居之所養心殿。她認為乾隆七年記載之紅地夾宣花瓶與台北故宮藏第三件膽瓶吻合（前述出處，頁198及281），然檔案只提及「花瓶」，而非指明「膽瓶」，乾隆七年之記錄所指較有可能乃此瓶，而非故宮所藏。該條目或為有關玲瓏瓶最早的記錄之一。

乾隆年間，復興高古青銅紋飾。東周（公元前770-256年）初年，隨著失爉法的成熟，青銅禮器上的裝飾愈加繁複，並始見綴有蟠虺交龍者，除繁紋縟飾之青銅器皿，也有以較簡約以分範法製成之例。鏤空蟠虺或交龍紋，多見於器蓋或耳上，但也用於主體作飾者，湊密繁複（如蘇芳淑，《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紐約，1995年，圖91）。至公元前六世紀，更出現雙層青銅器，外層鏤空蟠虺交龍紋，內層密封，見蘇芳淑，前述出處，圖22-24（圖三）。

此類瓷瓶上之鏤雕蟠龍紋，或受古青銅啓思，但細觀其龍，風格與玉雕飾樣更為接近。東周玉雕龍紋其中一個特徵，乃其目若杏仁，兩端邊線延長外凸，與此瓶上所見吻合。瓶側龍耳兩角彎曲、獸尾分岔，似乎借鑑古代玉器，例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玉龍紋觿，藏品編號2008.285（圖四）。古青銅器雖常以龍耳作飾，但多較立體，屬圓雕之類（見數例，錄於蘇芳淑，前述出處，頁22-41各處），而非如此瓶上所飾，強調平面輪廓。「玲瓏」，形容器物精巧細微，如玉器雅緻，用於瓷器，則指透雕技藝。

玲瓏套瓶，外壁鏤空，裹藏內瓶，此式宋時（960-1279年）老虎洞官窰已有，但數量應較少（杜正賢編，《杭州老虎洞窰址瓷器精選》，北京，2002年，圖版24-25）。乾隆年間所製玲瓏套瓶，則與年代稍晚之青釉瓷關係較為密切，特別是浙江龍泉窰所出。景德鎮藝匠以龍泉為範，摹古仿舊，然胎質更顯細膩，例見紐約蘇富比2019年1月18日，編號469及香港蘇富比2009年4月8日，編號1603（圖五及六）。如此瓶上之粉青玲瓏裝飾，雖不至於讓人即時聯想到龍泉鏤空雛本，但清宮檔案仍稱曰「龍泉」，時又謂之「冬青」。

唐英督製之玲瓏瓶，集藝取長，盡展巧匠妙工，精彩之處，不流於表面，就連內瓶也竟可滿繪瑞圖，暗藏驚喜，讓人嘖嘖稱奇。內層直捷採用鈷青為飾，初次入窰前外腹施粉青，瓶身上下加罩透明釉，三者一併以高溫燒就，首回出窰後便可添畫各色釉上彩，再經過多次燒造方可製成。從瓶腹花窗窺探內瓶圖案，依稀掩映，更顯玄秘。

唐英渴望抓住帝皇的目光嗎？還是期望瓶子持續發人引思，不至淪為另一件宮廷陳設，佇立座上遺忘塵封？他定必讓高宗挨近瓷作，一眇瓶裏乾坤。洞中片片景物，一經拼接相連，瞬現青花妙筆仿宣德（1426-1435年），顯呈明代遺風，得窺前朝古韻，君心豈能不悅？歷代飾紋共冶一爐，起承轉合雅致流麗，聚成滿清（1644-1911年）對中國千年文化的尊崇，在清代御器中藏明式內瓶，無疑給予過去絕對的肯定。

高宗當然欣喜箇中哲思，但他的品味不限於慕古懷舊。繼祖父康熙皇帝（1662-1722年間在位）之後，他邀請來華傳教的巧藝畫家進宮，與中國匠師一同供職，為御作坊迎得新風，更添妙趣。瓶上所見胭脂艷紅，從康熙年間始燒至此，才不過約廿載，襯以高溫粉青，嫣色配嫰翠，相得益彰。軋道錦上添花之飾，則乃乾隆年間所創，錐剔細紋讓隙地平增質感，營造色彩鮮艷、密飾華麗之感。瓶上環綴纏枝洋葩，工整對稱，不為寫實，全憑以意想像，無礙細膩嫵媚。旋曲綠葉，原多見於洛可可式室內裝潢，遠自西洋傳來，依舊縈迴，今伴群花繪，卻不獨為一種而生。清初創燒多種釉上彩料，如此瓶上之纏枝卷葉洋花，最宜讓巧匠盡展所能，搭配各色新彩。

此瓶似為孤品，或從沒成雙燒造，其裝飾風格集乾隆年間之大成，但瓶口外翻，巧綴如意雲紋，彷彿以絲錦覆口。又添龍耳，紋樣與玲瓏透雕相輔相成，更顯華美瑰麗。瓶口與龍耳的設計巧妙，尤其是沿邊外翻瓣葉，製造過程卻十分繁複，是以別例尤罕。參見一胭脂紅地瓶，缺鏤空玲瓏之紋，瓶身畫山水圖，龍耳也與此有別（紐約佳士得1999年9月16日，編號376）。

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除上述成對玲瓏膽瓶（圖二），另有成對紅地洋彩玲瓏套瓶，其肩較寬，腹上鏤空添畫山水開光，原為宮外景山山麓壽皇殿之陳設，其一收錄在該院2008年展覽，見廖寶秀，前述出處，編號69（圖七）。

北京故宮博物院也藏一相類鏤空玲瓏膽瓶，但頸上隙地，捨紫取藍，圖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琺瑯彩．粉彩》，香港，1999年，圖版161（圖八）。

此瓶傳承有緒，來源顯赫。其史可上溯1950年代，原屬迦納爵士（1891-1977年，圖九）雅蓄。迦納爵士乃英國數學兼氣體動力學名家，好藏中國藝術品，精鑑專研，為1921年成立之英國著名的東方陶瓷學會歷任秘書及會長。其著作甚豐，宗西方學術研究之法，鑽探中國青花瓷器、掐絲琺瑯、漆雕等領域，成績斐然出眾，見解精闢獨到，為這些中國藝術範疇奠下了重要的基礎，對後學影響深遠，至今未竭。他曾就清代瓷器撰寫專文，並為1965年倫敦東方陶瓷學會的重要清代藝術展覽《Arts of the Ch’ing Dynasty》出任展品評選會會長，後又將畢生大部分藏品捐予倫敦大英博物館及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

1884年，Alfred Ernest Bluett 在英國創立 Bluett & Sons，此後逾一個世紀在 Bluett 家族執掌下，成為歐洲重要中國古董商之一。在1900-1960年代，Leonard 與 Edgar 兄弟二人經營有道，又積極參與東方陶瓷學會的活動及展覽，更在1935-36年借展英國皇家美術學院「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當時幾乎每位重要西方收藏家均會到訪 Bluett 之店，而由他們輔助建成之收藏均也琳瑯滿目、名垂青史。

Jacob Stodel 乃荷蘭重要古董商，自1859年成立，專營荷蘭及中國藝術品，除阿姆斯特丹外，又曾於倫敦設店，歷經多次易名，但乃在家族中代代相傳，經營至今。

荷蘭收藏家亨利奈特（1903-1970年，圖十）明辨善鑑，除中國藝術品外，並藏西方繪畫。自1930年始，直至1971年辭世為止，蒐珍集寶，雅蓄中國陶瓷及工藝品，主攻明清瓷器，多購自倫敦藝商 Bluett & Sons。

在1950年代，能在芸芸器物中擇此瓶者，定必獨具慧眼。雖然今天看來，此品華麗絕倫，讓人趨之若鶩，很難想像當年迦納與奈特購藏之時，此類彩瓷被認為過於繁縟，對西方藏家而言，甚至嫌其「中國」品味太重。1954年蘇富比拍賣會上，緊接此瓶上拍的一對嘉靖年製署款黃釉盤便以更高價格成交。Roger Bluett 寫道，亨利奈特所藏十八世紀瓷器，或冠絕歐洲，並存高古佳器，尤是難得，並指奈特常樂道乃是 Bluett 先翁勸導購藏中國瓷器，「家父洞悉先機，早言中國瓷器盛世指日可待」（Roy Davids 及 Dominic Jellinek，《Provenance. Collectors, Dealers and Scholars: Chinese Ceramics in Britain and America》， Great Haseley，2011年，頁 276，轉載《Arts of Asia》，卷10，第6期，1980年）。

参考：苏富比 3605
中國藝術珍品
PROPERTY OF A GENTLEMAN
清雍正 粉彩春梅靈芝盌《大清雍正年製》款

12,000,000 — 15,000,000港幣
拍品已售 28,975,000 港幣 成交價 (含買家佣金)

拍品詳情
清雍正 粉彩春梅靈芝盌《大清雍正年製》款
delicately potted with deep rounded sides supported on a short foot, the exterior superbly and meticulously enamelled with two gnarled prunus boughs, one painted in brown with a forked trunk and windswept to the left, its knots, burls and uneven surface finely accentuated with darker tones of brown, depicted issuing pink buds and blossoms, the latter revealing exquisitely dotted yellow stamens, the other smaller grey bough similarly rendered gnarled and extending to the right across the vessel, issuing creamy buds and blossoms, the lush scene further portrayed with two lingzhi blooms growing near the turquoise-flecked boughs, each layered bloom skilfully highlighted with varying and transmuting shades of purple, the base inscribed in underglaze blue with a six-character reign mark within a double circle, wood stand
10.1 公分；4 英寸

狀況報告
整體品相良好。

來源
倫敦佳士得1964年6月29日，編號170
弗雷德里克．奈特收藏
香港蘇富比1982年5月18日，編號43

相關資料

如花韶華：粉彩春梅靈芝盌

薛好佩博士

本品典雅婉约，從中可見中國傳統對花卉之欣賞態度，以及背後繁複多面之含義。四時花卉，芬芳秀麗，營造氣氛，同時傳遞自然生態及季度變化，乃自然規律及節奏之符號象徵，因此，花卉在中國藝術當中地位顯著。唐代杜秋娘（約公元825年卒）〈金縷衣〉曰：「花開堪折直須折，莫代無花空折枝」1，勸少年珍惜光陰，欣賞自然世界美好事物，從中可見古代文人視花卉為自然之代表，見證時日變化。

群芳之中，梅花常見於傳統藝術，象徵冬季，預示春來。嚴冬之際，萬物沉寂，草木花卉尚未發枝，冬雪遍地，唯梅花獨放，故此世人愛其刻苦耐寒，形態高雅，蘊籍謙遜。杜秋娘〈金縷衣〉以金縷華衣比喻名利，規勸少年人勿貪名利，應把握光陰，欣賞自然。中國文藝，常為簡單事物注入豐富想像，寓意美好吉祥。松、竹、梅並稱歲寒三友，梅、蘭、菊、竹則謂四君子，象徵高潔。梅芝並置，則甚鮮見。

雍正帝美學觸覺敏銳、品味獨到而喜愛傳統中國紋飾，同時追求品質卓越，本品正屬臻絕之例。本盌梅花紋飾畫意盎然，淨白及粉紅為主色，梅枝無葉，暗示梅花冬季綻放，意寓長壽、萬象更新。2 梅枝癭瘤喻高壽，嫩芽花苞發自禿枝，生氣盎然。新舊對比，突顯冬往春來。

如前所述，畫匠以靈芝入畫，別具深意。靈芝色呈紫棕、表面滿佈皺痕，形狀粗短，外表不足稱美，卻屬最受歡迎中國藝術紋飾之一。傳統認為，靈芝乃仙草，長於仙際，能予凡人身心能量，食聖山靈芝，如聯繫自然。道教對靈芝尤為重視，仙家神農的圖像更多飾有靈芝滿籃，足見瑞芝深入民心。

本品靈芝紋飾，寄托追求長青之願望，與杜氏〈金縷衣〉及道教長生之說互相呼應。雍正帝奉行道教，熟讀古籍，對〈金縷衣〉亦應非常熟悉。再者，《唐詩三百首》僅杜氏一人為女性，故此可推斷〈金〉詩頗受皇帝重視。

梅芝之飾，製作時間早於較為人熟知的梅竹雙清靈芝或桃樹茶花的配搭。比較一例，尺寸較小（直徑9.2公分），外壁繪淺粉紅梅花靈芝，內壁則繪三花盛放，或為本品之靈感來源。該品屬清宮舊藏，曾展於《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琺瑯彩．粉彩》，香港，1999年，圖版70（圖一）。梅竹靈芝紋飾可參考日內瓦鮑氏收藏一雍正對例，尺寸稍大，署款，載於約翰．艾爾斯，《Chinese Ceramics in the Baur Colllection》，日內瓦，1999年，編號A 590及A 591（圖二），同書並載一對盃例，前述出處，A592及A593（圖三）。艾爾斯論鮑氏收藏盌例時，提及這盌，指此為日內瓦所藏的近例。另一梅竹靈芝盌例，尺寸較大（圖四），曾屬英國高級專員 William Kenneth Slatcher C.V.O.（1926-1997年）收藏，售於巴黎蘇富比2016年6月23 日，編號93。鮑氏收藏還有一盤，繪梅花、桃花及茶花紋飾，伴以翠竹，前述出處，載於A589及封面。

此盌花卉紋飾，隱有正統派清六家之一惲壽平（1633-1690年）的繪畫風格。清六家除惲壽平外，尚有吳歷 （1632-1718年）、王時敏（1592-1680年）、王鑑（1598-1677年）、王翬（1632-1717年）及王原祁（1642-1715年）（後者又合稱四王），承文人畫家傳統，風格宗旨深受晚明董其昌（1555-1636年）影響，著重筆法技巧，用墨謹慎含蓄，以展示畫中主題事物之美。惲壽平乃中國首位採用寫生技巧及風格之畫家，作品之像真神似，前無古人，亦冠絕同儕。《惲壽平摹古冊》花卉畫作以礦物顔料鉛白配粉紅，風格與本品梅花相近，兩枝梅粉紅與雪白相對，色澤透亮，表現春季盛開花朵之嬌嫩秀雅。

本盌來源顯赫，曾屬著名中國藝術藏家弗雷德里克．奈特收藏。他活躍於歐洲，乃荷蘭保險業富商、二十世紀重要中國藝術藏家亨利．奈特（1971年卒）侄兒。據 Roger Bluett 述，亨利．奈特首先集成十八世紀歐洲瓷器收藏，再從父訓入藏中國風格瓷器，於海牙斯海弗寧恩公寓之內陳設收藏，1954年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展，策展人 Jan Fontein 挑選奈特收藏多件中國藝術品，典藏因而為世所識。3

據朱湯生指，弗雷德里克．奈特與大維德爵士、迦納爵士、瑞典王儲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及亨利．奈特等歐洲中國藝術鑑藏家同期。弗雷德里克年少時經常到訪伯父家，因而認識中國藝術。他後來更承繼伯父中國藝術收藏三份之一，由此可推斷二人關係密切。他於1960年代晚期開始建立個人收藏，購入多件唐至清代瓷器。香港蘇富比1982年5月呈獻其收藏之專場拍賣，朱湯生為拍賣圖錄撰寫引言，評論收藏涵蓋各式珍器，每品皆精心細選，本盌正屬其中。收藏當中每品均為佳例，有助認識該款藝術品之特色，研究價值極高。4 弗雷德里克為人行事出眾，明辨善鑑而用心收藏，是次呈獻清雍正粉彩春梅靈芝盌，極能反映他對十八世紀中國宮廷藝術之品味及認識。

1 英譯見梅維恒，《The Shorter Colo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紐約，2000年，頁114。梅維恒表示，詩中金縷衣代表仕途榮譽。
2 見周方，〈Symbolism in Chinese Porcelain〉，《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1962年夏，頁24。
3 Roy Davids 及 Dominic Jellinek，《Provenance. Collectors, Dealers and Scholars: Chinese Ceramics in Britain and America》，倫敦，2011年，頁276。
4 朱湯生，〈前言〉，《The Frederick Knight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Important Chinese Ceramics and Lacquer》，蘇富比，香港，1982年。

【粉彩梅花纹碗】
粉彩梅花纹碗，清雍正，高5厘米，口径9.2厘米，足径3.8厘米。
碗敞口，深腹，圈足。通体粉彩装饰。里心绘三朵散落的梅花，外壁绘两株梅树，树干屈曲遒劲，枝头梅花盛开，树下绘两支灵芝。外底署青花“大清雍正年制”双行六字楷书款。
此碗造型厚重端庄，内、外画面互为呼应，浑然一体。在用色上颇为讲究，以黑赭色树干衬托粉色花朵，愈显示出梅树的勃勃生机。
撰稿人：董健丽
关键词： 粉彩 灵芝 青花

中國藝術珍品
2019年10月8日 | 下午 2:30 HKT
香港

参考： 苏富比 225
亞洲藝術
比利时私人舊藏
清末 黑地五彩纏枝花紋長頸瓶一對

20,000 — 30,000歐元
拍品已售 56,250 歐元 成交價 (含買家佣金)

拍品詳情
清末 黑地五彩纏枝花紋長頸瓶一對
23.2 及 23.5 公分，9 1/8 及 9 1/4 英寸

亞洲藝術
2017年6月22日 | 上午 10:30 CEST
巴黎

参考：佳士得 拍賣 5749
中國陶瓷、工藝精品與紡織品
倫敦南肯辛頓|2014年11月4日
拍品75 清 光绪 粉彩喜上眉梢圖瓶
A LARGE FAMILLE ROSE ‘PRUNUS AND MAGPIE’ BOTTLE VASE
GUANGXU SIX-CHARACTER IRON RED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875-1908)

成交總額 GBP 25,000
估價 GBP 8,000 – GBP 12,000

A LARGE FAMILLE ROSE ‘PRUNUS AND MAGPIE’ BOTTLE VASE
GUANGXU SIX-CHARACTER IRON RED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875-1908)
It is decorated with magpies amongst flowering branches of prunus blossom.
20 in. (51 cm.) high

來源
Purchased in Macon, France, in 1979.

参考：佳士得拍賣 15960
古今｜佳士得
香港|2018年10月4日
拍品69|THE PROPERTY OF A LADY
清十九世紀 粉彩喜上眉梢圖天球瓶
QING DYNASTY, 19TH CENTURY

成交總額 HKD 475,000
估價 HKD 160,000 – HKD 260,000

清十九世紀 粉彩喜上眉梢圖天球瓶
底書「大清乾隆年製」寄托款。
21 ½ in. (55 cm.) high

参考：佳士得拍賣 12911
踈影暗香 ─ 雍正琺瑯彩赭墨梅竹圖碗
Hong Kong, HKCEC Grand Hall|2015年12月2日
拍品2888| 清雍正 琺瑯彩赭墨梅竹圖碗 藍料雙方框 《雍正年製》宋體字款

成交總額 HKD 85,240,000

估價
碗侈口，深弧壁，矮圈足。通體施潤澤白釉，器內平素無紋，外壁一面近圈足處畫一虯勁梅樹，枝幹挺秀，枝幹橫亙，隨碗形而生。枝頭花朵或含苞待放，或綻瓣盛開，以淡墨細筆描畫，輕盈潔白，各有姿態。樹底生矮竹幾叢，枝葉以雙鉤筆法勾勒，密而有緒，極盡工巧。碗半壁以行書書五言詩句二句，句首以金紅料鈐一印，句尾壓尾二印。

題詩:
月幌見踈影，墨池聞暗香。

鈐印:
鳳采，壽古，香清。

來源
Donald Bonney，倫敦，據信入藏於1976年以前
Paul Freeman，倫敦，入藏於1986年

拍品專文
另可參考一對相似的水墨琺瑯彩碗，上書與本碗一樣的詩句，為希普斯理(Alfred E. Hippisley)舊藏，現藏英國大維德基金會，著錄於2013年倫敦出版《Chinese Ceramics, Highlights of the Sir Percival David Collection》，164-167頁，館藏編號PDF827及PDF828。與本拍品相比，此對碗呈直口，繪畫風格也略有出入。

編製圖錄及詳情
拍品前備註

眾芳搖落獨媗妍
– 雍正水墨琺瑯梅竹圖碗

在瓷器收藏家的心目中，雍正琺瑯彩碗是可遇不可求的珍物。而在這些斑斕嬌豔的極品瓷器之中，有一品種如梅花犯寒而開，孤芳自立，別具風情，最為雋秀雅致 – 那便是清宮檔案中所記載的水墨琺瑯。水墨一詞本來專指以濃淡不一的墨色在紙或絹上作畫，只因白瓷畫上赭色琺瑯，特具詩情畫意，故在此假借形容。琺瑯彩中的上品，俗稱《古月軒》者，以結合詩、書、畫三絕而為人稱道，而水墨琺瑯最能展現三絕合一的境界。雍正琺瑯彩本屬鳳毛麟角，極少在拍賣場上出現，雍正水墨琺瑯彩碗更是從未公開拍賣過，此碗的珍稀矜貴可想而知。

在雍正六年怡親王上表的琺瑯顏色清單上，已經包含黑色及醬色，表示琺瑯工匠已經有能力製造水墨琺瑯。但是水墨琺瑯第一次出現在清檔中則是在雍正九年。造辦處上呈的五十件琺瑯彩瓷器中，包含了一對水墨琺瑯墨竹碗。隔年的四月雍正皇帝表示了對這些赭墨琺瑯的興趣，進而諭示:

… 再水墨琺瑯甚好，將畫畫人戴恒、湯振基伊二人畫琺瑯活計。其進之畫持出。1

在同年的八月，皇帝又重申他對這些赭墨琺瑯器的偏好:

中秋節呈進活計之內，琺瑯盤、碗、茶圓、酒圓具燒造得甚好，嗣後將畫水墨的多燒造一些。2

由此可以看出雍正皇帝非常喜愛這些赭墨彩的器皿，可想而知是因為它們與水墨畫卷極為相似。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戴恒、湯振基這些本來在畫作任職的畫師，被調去琺瑯作畫琺瑯。檔案還顯示，特定的書法家如戴臨，被皇帝要求寫琺瑯器上的題字:

十七日，內務府總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對，奉旨:

著將此碗上多半面畫綠竹，少半面著戴臨撰字，言詩頌題。3

這些資料顯示雍正皇帝想製作的並不是一般的工藝品，而是結合他手下頂尖的畫師與書家，來創造一件藝術品。因為他如此嚴格的要求，才產生了瓷器史上前所未見的精美圖畫及書法。 就如此碗，其上以精湛的筆法工筆寫出一顆梅樹，其枝幹虯錯矯健，蜿蜒而生，時而乍然轉折，卻總與碗形相得益彰。花蕊及花苞以細筆淡墨勾勒，突顯其高潔清雅。其下有幾叢矮竹，枝葉以雙鉤細筆白描，密而不亂，次序井然，充分表現畫家功力。碗的另一面以行書題兩句五言詩句，筆法溫雅端秀，句首以金紅料鈐一印，句尾壓尾二印。

梅與竹是 中國詩人畫家鍾愛的題材。這兩種植物都不畏嚴寒，有堅忍不拔的特性。梅花每年於春寒料峭時盛開，細蕊繁英，開滿光禿無葉的枝頭，淡淡清香預兆新春伊始，萬物復甦。竹子常青，是枯山寒水中難得一見的綠意。其中空有節，耿直不阿的特性，成為君子自勉的期許。兩種植物都因而成為不屈欺辱、不畏強權的象徵，被詩人、畫家吟詠題贊不已，在政治偏安的南宋時期尤為鼎盛。

此碗上的畫意有南宋畫院花鳥畫的遺風。南宋畫家馬遠 ( 1160-1225 ) 及其子馬麟 ( 生卒年不詳) 均鍾愛畫梅，都有精品傳世，盡寫梅花橫斜疏瘦的姿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馬麟的〈層疊冰綃〉圖 4( 圖一 ) ，梅花花朵繁密俏媚，花瓣以白色傅粉，枝幹橫敧，大片留白突顯寒冬孤寂之感。另外一件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暗香踈影〉5 ( 圖二 ) 以纖細筆法畫兩枝梅枝，一枝橫斜畫心，一枝由畫面右側順勢而下，有一竹相伴，其葉下垂，以雙鉤勾勒，巧妙暈染邊緣自然泛黃的模樣。梅花花瓣亦是白色，花萼則以石綠點染，與〈層疊冰綃〉上的梅花同類。此種梅花稱綠萼梅，是梅花中的名品，多在宮中種植，宮外並不多見。 范成大 ( 1126-1193 )的 《梅譜》中記載:

「凡梅花附蒂，皆絳紫色，惟此純綠，枝梗亦青，特為清高，好事者比之九疑僊人萼綠華。6 」7

畫下部可以依稀見到梅枝竹節的稀疏倒影，隱隱浮在淡淡的水紋之上，分外清雅。此畫畫中有詩，描繪北宋詩人林逋著名的梅花詩〈山園小梅〉:

眾芳搖落獨媗妍，占盡風情向小園。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台北故宮博物院有一對雍正琺瑯彩赭墨梅竹圖碗(056 8)( 圖三 )，其上畫風與此碗迥異。故宮對碗是傳統墨梅的寫意筆法，而此碗畫工筆花卉，師承馬麟的南宋院體。此碗上的畫風更接近故宮一組同樣畫梅花的碗，即一對〈茶梅十二喜碗〉(080 9)，一對〈山茶梅花碗〉(073 10)，一件〈眉壽長春碗〉(074 11) 與其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原配 12，及北京故宮的一件〈黃地梅花圖碗〉13。這幾件碗上的梅花及梅樹畫法均與此碗有相近之處。( 見圖表一 )

值得注意的是，這幾件碗的上面都畫了有綠色花萼的白色梅花，正是馬麟所描畫的梅花名品綠萼梅。宮廷畫家對南宋院畫應該極為熟稔，在給皇帝賞玩的珍貴瓷碗上畫上最名貴的梅花品種也不出奇，只不過要在白釉碗上表現出白色梅花，可有難度。在這件碗上，畫家找到了一個巧妙的技法，他以極淡的琺瑯勾描花瓣，使得它們與碗上其他的紋飾對比，顯得更加瑩白。與故宮那對〈赭墨梅竹圖碗〉比較起來，故宮對碗上的梅花並不特別突顯顏色，而此碗的梅枝上則明顯地開著白花，更像南宋畫家所鍾愛的綠萼梅。要畫出如此淡的墨色，在琺瑯的處理上要多費功夫。琺瑯基本上是磨碎的有色玻璃，要讓顏色變得如此淡，需要將玻璃顆粒磨得極碎，使它們在多加調劑後也能分布均勻，這樣，細線條處才能釉色平均，不會產生濃淡不勻的現象。陪襯著白梅花的竹葉也因應著以雙鉤白描法畫出，彷彿其上堆雪一般，正應冬天景像。

碗的另外一邊行書五言詩句二:

月幌 14 見踈影，墨池聞暗香。

同樣的詩句可以在其它四件雍正琺瑯彩碗上找到，即一對〈赭墨梅竹圖碗〉(056)，及一對〈赭墨梅花圖盤〉(041 15)。琺瑯彩瓷上的詩句通常由古人詩中擷取，有許多已經由故宮研究員查明出處。但有幾個例子，像本碗上這兩句詩，至今出處未明。“踈影”，“暗香”自然來自林逋詩句，而“墨池”一詞當影射詩人、書家自己，亦或是皇帝本人。

雖然乍看之下這幾件上的書風與此碗近似，但是細辨下則發現它們應該不是出一人之手。比對雍正琺瑯彩上的書法時，發現背後應該有幾個不同的書法家，不過他們似乎都在模仿某個風格。這則檔案或許能解釋這個現象:

十月二十日，司庫常保、首領太監薩木哈奉上諭:

將琺瑯葫蘆作九個，畫斑點燒葫蘆色，蓋子鍍金，葫蘆上字照朕御筆，著戴臨寫。

這個檔案記載是雍正皇帝唯一一次提到要書家照他的御筆書法書寫琺瑯器上的題字，不過我們從這個記載可以推想，這個前例使得書家在書寫琺瑯上的題字時，都自動以臨摹皇帝墨跡為準則。比較雍正的御筆 ( 圖四 ) 與琺瑯彩上的書法時，的確有神似之處。雖然如此，不同書家臨摹御筆時，還是有程度上的差異。

從書寫風格上來看，台北故宮博物院幾個例子上的書法與此碗有相似之處 ( 045 17, 040 18，053 19，064 20，049 21): (見圖表二)

這幾件上的書寫風格十分近似此碗上的字體，尤其是一對〈玉堂富貴圖盤〉(040)上的書法，極有可能與本碗是同一人所書。

本碗上所畫的金紅料印章分別是: 「鳳采」 (朱文)，「壽古」 (白文)，「香清」 (朱文)。這三個印章的組合還能在其他幾件雍正琺瑯彩瓷器上看見，如台北故宮所藏一對〈茶梅十二喜〉碗 (080)，兩件〈松竹梅圖〉盤 (088 22, 090 23)及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松竹梅圖〉橄欖瓶 24。雖然「鳳采」印文有「鳳」字，但是此印通常伴隨竹子出現，如台北故宮幾件例子上可見 (030 25，036 26，054 27，055 28等)。「壽古」、「香清」則是常與梅花一起出現的印章。

金紅料是康熙/雍正時期提煉的新琺瑯料，以膠體金為呈色劑。在《金成旭映: 清雍正琺瑯彩瓷圖錄》中，故宮博物院的研究員提出膠體金有時在燒製時會析出金微米顆粒 29 ( 圖五 )，這個現象在此碗的金紅料印章上也可以觀察得到 ( 圖六 )。

此碗上的年款，與絕大多數的雍正琺瑯彩瓷一樣，以宋體字書寫。宋體字起始於南宋臨安陳起的書坊所印的刻板書。在明代時被書商爭相仿效啟用。

雍正五年檔案有記載:

本月十二日郎中海望為造辦處無寫篆字人啟稱怡親王，今有寫宋字人徐國正會寫篆字，人亦老實，欲給徐國正工食食用，令其在造辦處效力行走等語。

奉王諭: 爾等酌量料理。遵此。

本日郎中海望、員外郎沈蝓同議，得每月給徐國正工食銀五兩。

也許琺瑯彩上宋體字款的使用，只是碰巧因為寫款人徐國正善寫宋字。檔案並未記載雍正皇帝要求年款要用宋體字來繕寫，不過他對這種款字應該頗為認可，以致幾乎所有的雍正琺瑯彩瓷都寫上此樣式的款。不過仔細比較款字，還是有書寫上筆法的出入，顯示這些款字可能並非都由徐國正一人單獨完成。

此碗上的款字較其他琺瑯彩碗上常見的款字有些不同。「雍」字裡的「隹」，其上的一點寫成由右上到左下的一撇，而常見的款字上此點通常一直豎到底。這樣寫法的款字雖然較少見，但是還是可以在其他十來件琺瑯彩瓷上找到(例如031 30，025 31，058 32，074)。其中一對綠地桃竹碟(031)上的款字寫法佈局與此碗上的最為接近，應該出於同一人之手。(見圖表三)

雖然水墨琺瑯得到雍正皇帝的贊賞，但是乾隆時期的製作數量驟減，存世的例子寥寥無幾。也許他們平淡素雅的風格與乾隆皇帝崇尚華麗的個性不符。雖然如此，不論從技術性或藝術性來看，他們依然代表了製瓷史上的一個高峰。就如梅花報春一般，他們的曇花一現預兆了之後陶瓷工藝百花爭鳴的景象。此碗素雅的美，也如梅花一般，並不喧人奪目，而需要經過時間沉澱，心定氣閒時才能充分體會。宋楊皇后在馬麟的層疊冰綃上所題的詩句可以為此碗作最好的註解:

渾如冷蝶宿花房，擁抱檀心憶舊香。開到寒梢尤可愛，此般必是漢宮妝。

註:

1.《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五冊，578頁。
2. 同上，第五冊，291頁。
3. 同上，第五冊，14-15頁。
4.《中國繪畫全集4: 五代宋遼金3》，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6，107號，145頁。
5.《文藝紹興: 南宋藝術與文化– 書畫卷》，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 216-217頁。
6. 傳說中美貌的道教仙女，來去無蹤。
7. 范成大，《梅譜》，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書局，1974, 1729頁。
8. 為方便檢索，本文中提及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之雍正琺瑯彩瓷時會標注其在《金成旭映: 清雍正琺瑯彩瓷》2013年展覽圖錄中之編號，並在註腳中提及頁數。此對碗著錄的頁數為137-139頁。
9. 226-229頁。
10. 198-201頁。
11. 202-203頁。
12. .《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御窯瓷器》，卷1下，北京，2005，73號，172-173頁。
13. 同上，71號，71-72頁。
14.一種薄絲所做的帷幕。
15. 100-101頁。
16. 余佩瑾，「金成旭映新境界:記清雍正琺瑯彩瓷特展」，《故宮文物月刊》，358期2013:1，4-17頁。
17. 110-111頁。
18. 96-99頁。
19. 128-131頁。
20. 166-167頁。
21. 118-119頁。
22. 253頁。
23. 256頁
24. 《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御窯瓷器》，卷一下，北京，2005，68號，158-159頁。
25. 74-75頁。
26. 86-87頁。
27. 132-134頁。
28. 135-136頁。
29. 見W.D. Kingery and P.B. Vandiver，「The eighteenth century change in technology and style from famille verte to the famille rose palette」，《Technology and style: Ceramics and Civilization》，俄亥俄州，1986。
30. 76-77頁。
31. 64-65頁。
32. 144-145頁。

参考： 香港苏富比
2018春季拍卖会
中国艺术珍品
清乾隆 紫红地洋彩轧道锦上添花胆瓶《大清乾隆年制》款

估价：40,000,000-60,000,000 HKD
成交价： 50,264,500 HKD （含买家佣金）
尺寸：21.7 cm

拍品说明：
来源： 纽约佳士得1993年12月2日，编号345 Ivan B. Hart 伉俪收藏，纽约 石门堂收藏，伦敦 埃斯卡纳齐，伦敦 展览： 《Qing Porcelain from a Private Collection》，埃斯卡纳齐，伦敦，2012年，编号13及封套 出版： 朱塞佩．埃斯卡纳齐，薛好佩整理，《中国艺术品经眼录：埃斯卡纳齐的回忆》，上海，2015年，加印版，2017年，图版466

香港蘇富比 3622 清乾隆 紫红地洋彩轧道锦上添花胆瓶《大清乾隆年制》款
尺寸 21.7cm
成交价 RMB 40,663,981

出版：朱塞佩．埃斯卡纳齐，薛好佩整理，《中国艺术品经眼录：埃斯卡纳齐的回忆》，上海，2015年，加印版，2017年，图版466

来源；纽约佳士得1993年12月2日，编号345；Ivan B. Hart 伉俪收藏，纽约；石门堂收藏，伦敦；埃斯卡纳齐，伦敦

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厂所制瓷器，纹饰极尽繁缛，洋彩色调秾艳丰富。此瓶色彩鲜丽，针锥剔刻花纹精细连绵，诚为乾隆御瓷风格之典范。此类瓷器称洋彩瓷，着色技巧学自西洋画法。康熙年间，欧人来华谨见，画师艺匠既引入珐琅丽色，也带来欧洲当时流行之设计及纹饰图案。至乾隆一朝，以珐琅料着色之洋彩瓷作更上层楼，精益求精。

十八世纪初，洛可可风格始兴于巴黎，繁丽延绵的凤尾纹及卷草纹，加上金色，配以柔和色调，风格旋即流行至法、德、意大利等国，影响遍及美术、手工艺品、室内设计及建筑。相较欧洲巴洛克艺术及建筑之壮丽沉稳，洛可可艺术予人轻巧曼妙之感；康雍两朝宫廷审美均趋庄严肃穆，此西洋风格则为之注入一股清心活泼气息。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之紫红地洋彩瓷例，部分纹饰涣散西洋风格，乍看似是出自欧洲工匠之手。本瓶花纹明显受西洋装饰手法影响，但中式韵味不减：欧式卷草蔓藤舒展对称，色调亮丽柔美，明暗效果鲜明，配合传统中式莲花、回纹、如意及变形莲瓣，东西风韵，兼融并蓄。

锦上添花之艺，中外皆有，乃以分层划花之法，强调饰地之间的对比，在中国始见于宋代，尤以耀州及磁州窑为名。有清一朝，用诸瓷器之上，则乃于已施釉烧成之白瓷上，先罩彩，再剔去饰纹部分之彩料，露出白瓷，以续加彩色。此技差不多同时出现于紫禁城造办处珐琅作及景德镇御窑厂，廖宝秀认为，洋彩器乃御窑督陶官唐英在乾隆六年（1741年）后所创，以悦圣心，并提及乾隆帝曾批评此前所烧瓷器「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见《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2008年，页10-41。

参考： 北京保利
2018秋季拍卖会
禹贡（一）乾坤掷—古今东西间的乾隆宫廷艺术幻境
Lot.5431 清乾隆 御制洋彩「江山一统」八卦玲珑旋转笔筒

Starting price CNY22,000,000
Estimate CNY 22,000,000 ～ 32,000,000
Size 直径10.4cm；高12.1cm
Description 「大清乾隆年制」款

|备注

|1.乔治 泰伯先生（Mr. George Taber）旧藏；
|2. 纽约苏富比，2012年3月20日，编号93。

|古人所用之物，皆附以美好寓意，清宫帝王之物更是言必有意，意必吉祥。此“清乾隆 御制洋彩 ‘江山一统’八卦玲珑旋转笔筒”便是如此。其为直筒型，制作工艺精巧绝伦，口、足边出，环壁形足。内施松石绿釉。筒身以天蓝色地绘蓝彩卷草纹成锦地，筒身上壁可旋转，绘以洋彩五色凤、凰二禽，并遍布祥云纹。腹部中央为上下两周小长方形开光，饰“万字不到头”以喻万寿无疆，并于描金开光内以墨彩书八卦卦象。筒身下半部绘龙马负图、灵龟两只、及六岳山石及海浪灵芝。外口、足边饰红彩描金纹饰。底施松石绿釉，落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款。

|此件笔筒转心之处饰以太极八卦纹样，上下交泰以示天地，整器纹饰正如《礼纬含文嘉》中所述：“伏羲德合天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乃则之以作《易》。”其上以粉彩描绘龙马负图、神龟载书，即为河图洛书，系中华传统文化源头的图腾纹饰。汉代孔安国《尚书•顾命》有传：“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即为伏羲氏“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以目前所见，转心笔筒实或可分为两类，一类即为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的“清乾隆粉彩天蓝地轧道云鹤干支笔筒”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瓷胎洋彩万年甲子笔筒一对”，前者为白釉底青花款，后者为松石绿底矾红款。而本品款识则与前者如出一辙，应为同一人书写。乾隆八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记载唐英奉旨烧造的“万年甲子笔筒”即为此类。见唐英奏折：（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一日：呈《恭进万年甲子笔筒折》内务府员外郎管理九江关务奴才唐英谨奏：为奏闻事。窃奴才于十月内在窑厂办理瓷务，因是时工匠尚皆齐集，复敬谨造得万年甲子笔筒一对，工匠人等以开春正当甲子万年之始，悉皆欢腾踊跃。更逢天气晴和，坯胎、窑火、设色、书、画各皆顺遂，不日告成。奴才即于十一月初二日回关办事，今专差奴才家人赍捧笔筒恭进，伏祈皇上睿鉴。谨奏。朱批：览。故推断，此类笔筒的烧造应不晚于乾隆八年，且确信无疑为唐英督陶下之作。另一类即为此件之图像含义更为精进复杂，承载了河清海晏、山河一统的空间概念，有歌颂皇帝万寿无疆、江山永固之意。体现了清代皇室所追求的时间上的万世不绝、空间上的山河一统，所谓有深意存焉。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宫旧藏、原陈设于颐和园排云殿的“清乾隆 祭蓝地粉彩描金开光题诗山水人物图转颈瓶”，其颈部有金彩书的八卦卦文，并葫芦形开光内书篆文干支，转动颈部改变干支位置，组成变化无穷的万年历，与本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观，乾隆官窑的确十分热衷于技术层面的开发创新，追求新奇样式。

|本品笔筒的烧造方式，亦极为繁复。上述所提“万年甲子”笔筒，为分体烧造，因需顾及到许随意变换天干地支，筒壁上下皆可旋转配合。器分四片接合，口沿连器内壁一片、底足一片、壁筒上下各一片圆筒形器，共四片组合。筒壁上下分别套入内壁后，再将底座与内壁底边按接榫套合，上下即可旋转自如。而本品则异然，下片八卦为主卦，固定在底足之上；而上片八卦为变卦，故只有上片可随意转动，以切合“周易“之规。且上片边沿侧面皆露素胎，故此烧造方式应为事先把底足与下片一体结合完毕之后，再套入上片，最后将笔筒口沿部分单独塑胎成型，再一体烧造完成，浑如鬼工天成。此种烧造方式，于乾隆御窑中属绝无仅有之类，复杂程度超乎想象。其每一个部件尺寸都要经过精心计算，反复烧制，器身各部分若有毫厘之差就会前功尽弃，成品率极低，故而存世稀少，为公私收藏存世仅见的两件江河一统笔筒之一。

|旋转器身，将之组合为上干下干六个阳爻的干卦，是为笔筒首要主题图案。干：元，亨，利，贞。此为六十四卦的纯阳之数，排第一，表天。“干卦”亦是弘历的命理及帝号的象征。根据《清宫档案》的明确记录，乾隆帝的八字为：“辛卯 丁酉 庚午 丙子”。金、木、水、火俱全，正是此极佳的命格，使雍亲王四子弘历脱颖于康熙帝的数百个皇孙。在避暑山庄受到皇祖父康熙的青睐后，此八字更是锦上添花，甚至有传言认为康熙对孙儿弘历的喜爱，也是最终选定雍正继位的因素之一。

|《滴天髓》对乾隆帝八字的原文批注：“天干庚辛丙丁，正配火炼秋金；地支子午卯酉，又配坎离震兑。支全四正，气贯八方，……。所以八方宾服，四海攸同，金马朱鸢，并隶版图之内，白狼玄兔，咸归覆帱之中，天下熙宁也。”弘历的日干庚金生在了仲秋酉月，酉月为秋天金最旺之时，此时的金具有销杀之气。《滴天髓》的上卷第七篇《天干》论庚金云：“庚金带煞，刚健为最。得水而清，得火而锐。”可谓淬炼成器。其以乾隆为年号，干为天，是阳金，正好他的命就是庚金，隆，是盛大、壮大的意思，正好金生在秋天，羊刃，是金最旺、最鼎盛的时候，故而十分符合命理。

|笔筒之妙，胜在旋转变化，与帝王手指间的互动。天子指尖轻轻一推，周易六十四卦依次变化推演，每转一象均是不同含义的天地乾坤之交，可谓江山尽在指掌之中。为八纯卦之“干卦”时，卦象下为龙马负图，马于五行属火，八卦图的类象中有“干为马”之说，乾隆帝的地支正是午火；干卦上为五彩凤凰，春秋《演孔图》中有：“凤，火精”，李善注引《春秋元命苞》：“火离为凤”，吕延济注：“离，凤也”。故下方开光内的“干”卦，与上方凤凰图像象征的离卦构成新的组合，干下离上之“大有卦”。《周易》第十四卦为“大有卦”，卦文为“大有，元亨”，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即为昌隆通泰之意，更增笔筒主题之盛大吉祥。

|轻旋筒身，随之推演出八纯卦其余众卦象。当干上震下，组成《周易》第25卦“无妄卦”，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是为吉卦。相邻此卦象的，则是兑上艮下，《周易》第31卦“咸卦”，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即娶女，吉利。紫禁城咸福宫的殿内东壁悬挂的是《圣制婕妤当熊赞》，西壁悬挂《婕妤当熊图》，讲的便是冯婕妤为西汉元帝挡熊的故事，以训后宫嫔妃的德行。两吉卦相辅相成。所配合筒身图像亦极为饱满祥和，但见天上彩凤来仪，地下岩石灵龟低伏，四周灵芝珊瑚、寿山福海相呼应，一派祥瑞景象。

|有趣的是，其干上坤下的第12卦“否卦”，此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但结合卦文上下的图像，干上为彩凤于天，此图象征干卦，开光里写的离卦卦文，又组成了第14卦，干下凤（离）上的新的“大有卦”。而下方的坤，则与山石组成第15卦“谦卦”，艮下（山）坤上。此图像与卦文构成的新组合，可谓否极泰来，且图像与卦文互相生发，更增吉祥。

|又见艮上震下的“颐卦”，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其初九爻辞曰：“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此意为自己储藏着大量的财宝，还要羡嫉人家的财物，必遭凶险之事。此卦文下方更是绘一灵龟，匐于海浪岩石之上，与卦文相组，富有警示之意。筒身下部出六方山石，象征六岳，屹立于波涛之间。国有六岳，天岳、东岳、南岳、西岳、北岳、中岳。天为大，天岳幕阜山为六岳之首，统管五岳。天岳为雷神居住之所，伏羲诞生之地。上古即有说法“龙马负图，伏羲画卦，山河定”。本器震卦之侧即为天岳，石象方正略高于其他五岳。此笔筒虽属文房用器之品类，却饱含政治哲学之概念。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十六年二月初八日，九江关呈贡档载中有管理九江关务恭进一对“洋彩山河一统笔筒”，其中所蕴平定天下之含义与此件转心笔筒完全一致，可能即是本件。

||乾坤旋转见天心

|——古今东西间的乾隆艺术幻境|乾隆帝弘历为满清入关后的第四位皇帝，其治下正值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繁盛时期，他锐意进取，巩固皇权，加强统治，在位六十年，实际统治六十三年，为中国帝王之最，被誉为“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作为治国治军卓有贡献的盛世之君，乾隆皇帝精力充沛，政务闲暇热衷于发展文化大业。他自幼接受满汉蒙藏文化熏陶，又对欧洲传教士艺术家带来的文艺复兴、巴罗克、洛可哥式艺术抱有浓厚兴趣。其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其集大成式的怀抱古今，中西合璧式的个人美学品位主导了一朝宫廷艺术的奢华幻境。

| “写真世宁擅，绘写我少年”。尚在皇子时期的少年弘历便被义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准确西洋透视写实画法所深深感染。即位后，举凡皇帝朝服像、马上大阅像、后妃写真像，乃至紫禁城宫殿室内设计上的通景、贴落、壁画，均由郎世宁等传教士画家担纲与如意馆中国宫廷画家合作，在平面上创造空间幻境，创制出一种“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的混融东方玄学禅悦与西方格物求真的独特宫廷艺术品味。

|在平面艺术之外，建筑与陶瓷艺术则最集中地体现这种乾隆“巴罗克”风格。怀着对盛大、新奇的追求和对西洋技艺、美术的狂热，乾隆帝命深受巴罗克艺术影响的天主教传教士艺术家朗世宁、艾启蒙、王致诚等设计建造了洋为中用的集大成者——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西洋楼吸收了以巴罗克为主的西方园林布局和建筑风格，同时又遵照中国皇帝的旨意和宫廷礼仪典章，且施工中使用中国艺匠、建材和工艺，变为宗教服务的巴罗克为向皇权致敬的巴罗克。

|在陶瓷烧造领域，珠山御窑厂的天下第一督陶官唐英，则相当于帝都之外的郎世宁。唐英与郎世宁一样，同为康、雍、乾三朝老臣，尤其在乾隆父皇雍正时期，仿古采今地创制出五十七种釉彩，使御窑厂达到前无古人的巅峰。然而年轻皇帝乾隆即位后，却认为唐英主持御窑器品质品种不及雍正时水准，多次下旨苛责。唐英奏折内亦见清高宗朱批上曾严厉责问唐英，为何乾隆五年以前所烧制瓷器远逊于雍正年间所制者。（见乾隆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唐英谨奏《遵旨敬谨办理陶务折》内朱批：不但去年，数年来所烧制者，远逊于雍正年间所烧者，且汝从未奏销。）

|故唐英诚惶诚恐竭虑创新，以投新皇所好之新奇奇巧之器。洋彩器于乾隆六年之后逐有如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乾隆六年后的瓷胎洋彩更加精致，风格趋近成熟，成为乾隆朝陶艺至臻之品。乾隆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唐英在《恭进奉发及新拟瓷器折》中提到烧造得九中新样式，在奏折中提到“夹层玲珑”、“交泰”、“旋转”等瓷胎洋彩器，则是为迎合乾隆皇帝的艺术观，煞费苦心所研发出来的新奇式样，造价昂贵。乾隆六年至八年期间，转心瓶、套瓶、转心笔筒等代表最高陶瓷科技水准的器型烧制成功。洋彩、珐琅彩呈色、彩绘技法均高度纯熟，成为“唐窑”瓷器最后的巅峰。本次保利秋拍，有幸征集到笔筒与壁瓶两件，便实为乾隆六年之后，“唐窑”绝品。

参考：北京宝瑞盈
2017年秋季拍卖会-古董珍玩精品专场 2017-12-20
Lot 718 清乾隆 磁胎洋彩蓝地锦上添花观音瓶

估 价 RMB 18,000,000-28,000,000

尺寸 高21cm
估价 RMB 　18,000,000-28,000,000

说明
繁华一瞬，亘古美眷
——乾隆磁胎洋彩蓝地锦上添花观音瓶

观音瓶向来文雅讨喜。喇叭口，脖颈内敛，丰肩圆腹。民间传说，观音瓶即净瓶，为观音菩萨随身携带的宝瓶，常用于盛甘露，降甘霖，普度众生。原本普通瓶类，“观音”在前修饰，自是非同寻常，别有意蕴。此观音瓶装饰特殊，迥异于中国古典美术纹饰，这类蓝地锦上添花通常归入乾隆洋彩，西洋韵味浓郁，风骚华丽，色彩炫目，构图谨严，蕴涵祥瑞典雅。据拍卖行信息，这件乾隆洋彩蓝地锦上添花观音瓶，乃近代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旧藏，之后为胡雪岩后人胡惠春早年卖出。胡惠春是胡雪岩第三代子孙。

此瓶设色丰富，制作精细，外形线条柔美轻盈，装饰类同台北故宫藏品“乾隆八年磁胎洋翠地锦上添花观音瓶”（见图），尺寸也相同，高21cm、口径5cm、足径5.6cm。通体施蓝地锦上添花纹，蓝地上用类似针状的金属工具，剔刻出凤尾纹形，细如毫芒，俗称“轧道”。此工艺大约承袭春秋战国古玉之艺，其游丝毛雕之技法闻名古今。再上还可追溯良渚文化，良渚美玉多见细刻阴线，以线纹长短、弧线组合来表达图案，只是良渚玉饰之阴刻线条不见游动之态。“轧道”加“锦上添花”被称为是乾隆时期开创的新工艺，俗称“洋彩”，采用西洋材料与绘画技术，但线刻、锦地、造型等乃古为今用。这类洋彩在乾隆瓷中不少见，无论圆器还是琢器都剔刻凤尾纹。“轧道”工艺十分费时费工，乾隆以后多有仿制，但均力所不逮。（1）锦地上所饰西洋花卉图案以西洋绘画工艺表达，颈部饰缠枝花卉，腹部饰缠枝银莲花与洋菊花叶纹。腹部纹饰为整器主题，饰以红、黄、蓝、绿、白等色，交错绘制，彩料鲜艳明亮，各处还原正色。莲花在古代文化中向来寓意吉祥，花卉叶脉婉约舒展，处处见出华贵柔美之态。

装饰采用西洋方法，花卉、树叶等的描绘不同于中国传统瓷画的平涂之法，而是追求一种立体的绘制。颈部与底部皆施湖绿釉，底款为蓝料书写，四字两行“乾隆年制”，与台北故宫的“乾隆八年磁胎洋翠地锦上添花观音瓶”大体相似。根据清宫档案，可查乾隆朝督陶时期在乾隆四年至十四年之间，为唐英掌管。御窑厂生产了诸多洋彩品种，尤以乾隆六年至九年之间居多。乾隆八年，唐英写成《陶冶图册》，将景德镇御窑厂官窑制作以图文形式加以描绘，明示了景德镇御窑厂的洋彩制作与完工地点。这些供应给宫廷的洋彩与北京造办处生产的画珐琅器，多有登记，还一一配闸、配座加以装帧，可见其珍贵。长期以来，洋彩、画珐琅等命名出现了混乱，在器物命名上，多有谬误。在这方面，台湾故宫专家廖宝秀，做了权威研究，加以厘清。“洋彩”一词最早出现在雍正13年（1735年）督陶官唐英撰写的《陶务叙略碑记》中。“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珐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洋彩”在此是指珐琅彩等材料，“新仿西洋珐琅画法”是指施彩工艺。洋彩名称来源说法不一，可能出自景德镇窑工之口。民间将西洋进口颜料称作“洋彩”，洋彩所绘之器物也称之为“洋彩”。久而久之，宫廷也采纳这种叫法。宫廷在抄写当朝洋彩所制的瓷器，名之“洋彩”；景德镇供给皇宫造办处素胎，再施洋彩，名之“画珐琅”。其实“洋彩”是根据材料性质命名，“画珐琅”则以彩绘技法命名。“洋彩”制作主要在景德镇御窑厂，“画珐琅”主要生产于皇宫造办处。这件观音瓶之所以称之为“洋彩”，是因为其工艺来自西洋，仔细观察，其绘画技巧即可悉数看出。台湾故宫所藏的这类洋彩锦上添花作品，专家如斯描述：其画法中采用珐琅白料来点绘圆珠或璎珞串珠以及羽状茎叶尾端圈点或蕊瓣上，取得明暗立体之效，大量采用在洋彩的观音瓶上，无论主纹或边饰。这种技法还出现在很多锦上添花或繁华密布的洋彩器上，极少见于瓷胎珐琅器及其他彩瓷上。这就是唐英对“洋彩“的定性：“洋彩绘画，摹仿西洋。”（2）西洋画中的这种点画法，一切笔法均出发于点。早在西方古典坦培拉技法（指彩蛋画）中，点画法就是一种表现层次的重要技法。之后在很多画家的作品中屡屡出现，以点点笔触表现光之闪烁和物体质地。点画技法成了印象派的基本特征，表现光亮的点画技术没有现于中国画中。而对于西方以块面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油画而言，光点、阴暗之法，至关重要，能够表现立体的形象，使事物从画布平面上突出，生动起来。

珐琅彩如何出现在西方瓷画中，又如何进入中国？其实，所谓的洋彩与画珐琅并非清宫专利，民间生产在先，比如外销瓷，比如广彩。广彩的出现，充分体现了中西瓷画艺术的交流，笔者曾在中国古陶瓷学术年会上，发表此类论文（3）。广彩，不只在广州生产，往往与景德镇窑厂联合制作。外商通常从现有的青花、釉上彩、描金彩绘等样品中挑选茶具等器皿，或把景德镇生产的素瓷运往广州，根据自身的来样图案加工。还有把素瓷直运欧洲，依西洋人所好，再绘纹饰（4）。而西方瓷画中出现了珐琅彩，这得从最知名窑厂的瓷画师画风变革说起，毫无疑问，知名瓷画家的绘画会起引领作用。西方人通常先直接从中国进口瓷器产品，后送样至广州等地加工，珐琅彩绘随之传到了中国。欧洲各国研究中国瓷器并试制一百五十年，最终德国人波特格尔破解了瓷器的秘密，生产出了欧洲人的彩瓷，凭借这个成果迈森瓷厂诞生了。迈森最初的瓷画师，以赫罗尔特为代表，他们通过不断努力探索，从开始极力模仿中国瓷器彩绘技术，之后形成自身风格（5）。通常这类作品皆具西式元素，但绘画方式仍留有中国瓷画的影子，如简约留白。赫罗尔特成为了欧洲瓷画的奠基人，不断开发新品种（6）（7），他所引领的迈森瓷器生产对他国瓷画风格产生了影响。瓷画艺术上，他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运用了新颖的材料，如珐琅彩，使得瓷器装饰焕然一新，典雅多姿，其装饰形式丰富多变，广受西人热爱，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他生产的这类瓷器，反过来又影响中国的瓷画艺术，诸如广彩吸纳了西人的彩绘技术。赫罗尔特留下许多作品，多数被德累斯顿的茨温格宫收藏。笔者曾特意前往参观，收集了不少资料。之后法国皇家塞夫勒窑生产的瓷器产品，也同样运用珐琅料、胭脂红、孔雀蓝与金彩装饰等，加上有法国时尚教母蓬帕杜夫人的督导，使得塞夫勒窑瓷器产品更加绚丽灿烂、富丽堂皇。这些窑厂都对中国广彩使用珐琅彩产生过影响。（8）

关于清代洋彩与画珐琅的来龙去脉，国内不少专家也有研究，普遍认为广州具有对外贸易的特殊地位，当地陶艺人近水楼台，最早接触西方洋彩和画珐琅工艺，比如织金彩绘工艺就是从画珐琅工艺演变所致。中国陶瓷外输，西洋人开始前来看样订货，之后来样订货，来样订货来的什么样？有很多资料档案可查，比如有西方商人提供样本，希望以珐琅彩施绘。所以广彩瓷器中有许多珐琅彩的作品。不少中外陶瓷专家视广州的这种施彩方式为“广彩”，未必科学，但已约定俗成。如此以地域限制命名，可能与皇家对应，或用以区分。两者使用材料、施绘技术看似相类，但从艺术审美上，广彩与皇家洋彩与画珐琅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康、雍、干三朝洋彩和画珐琅工艺，有可能从“广彩”得到启发，中国陶瓷史上许多新颖工艺产自民间，之后被官方采用的事例不少。据史料记载，清初宫廷采用洋彩和画珐琅工艺，主要来自传教士的教授。传教士将文艺复兴时期使用等距视角和明暗配合的方式营造三维感的技巧传授给了中国宫廷艺术家，当然首先得到皇帝首肯，然后通过宫廷艺术家再授与景德镇画匠。朱塞佩·伽斯蒂里奥尼神父，即郎世宁，是这些传教士当中最杰出的人物，为清初三朝皇帝所器重。同时，他也是雍正时期景德镇官窑督陶官年希尧的朋友和绘画老师。在郎世宁的帮助下，年希尧将安德烈亚·波佐的《图画和建筑中的透视法》翻译成中文，他在前言中写道，“感谢郎世宁的帮助，我现在能够用西方风格描绘中国物体了。”（9）这种宫廷传递，虽晚于“广彩”，但官方与民间同时采用一类工艺，各行其道，互不影响，也有可能。

由此可见，这件乾隆洋彩蓝地锦上添花纹观音瓶，是中西方经典美术交流的作品。据专家考察，这类洋彩蓝地锦上添花纹观音瓶存世不多，其必将成为当今拍场引人注目的重要作品。

注1，冯先铭、耿宝昌主编、叶佩兰副主编《清盛世瓷选粹》257页，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
注2，廖宝秀著，“乾隆磁胎洋彩综述”《华丽彩瓷—乾隆洋彩》，国立故宫博物院出版，1985年
注3，程庸著“广彩促进中西瓷画技巧的演变”《釉上彩瓷器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辑丛》，故宫出版社，2014年
注4，Chinese Porcelain：An Export to the World ，no.4，By Shirley Ganse，by Praeger Plublis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1971
注5，《EUROPEAN CERAMICS》，P49，by Robin Hildyard
注6，The book of Porcelain，p36，PRAEGER PUBLISHERS，New York·Washington
注7，The book of Porcelain，p121，PRAEGER PUBLISHERS，New York·Washington
注8，《EUROPEAN CERAMICS》，“The Invention of Porcelain”，by Robin Hildyard
注9，CHINA FOR THE WEST. CHINESE PORCELAIN & OTHER DECORATIVE ARTS FOR EXPORT ILLUSTRATED FROM THE MOTTADEH COLLECTION，BY HOWARD，DAVID & JOHN AYERS. LONDON：SOTHEBY PARKE BERNET，1978

参考：佳士得
LOT 69 A LARGE FAMILLE ROSE ‘PRUNUS AND MAGPIE’ VASE, TIANQIUPING
QING DYNASTY, 19TH CENTURY

Estimate HKD 160,000 – HKD 260,000 (USD 20,479 – USD 33,278)

SGRAFFIATO GROUND FAMILLE ROSE

A LARGE FAMILLE ROSE ‘PRUNUS AND MAGPIE’ VASE, TIANQIUPING
QING DYNASTY, 19TH CENTURY
The base with an apocryphal Qianlong six-character mark.
21 ½ in. (55 cm.) high

Pre-Lot Text
THE PROPERTY OF A LADY

参考： 澳门中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秋季拍卖会 2015-11-08
0020 清雍正 珐琅彩山水花卉纹蒜头瓶
大清乾隆年制款

尺寸 高22cm；口径4cm
估价 HKD 9,600,000-9,600,000
成交价 RMB 9,041,760 HKD 11,040,000

参考：苏富比
03 octobre 2016
Lot 3670. A small famille-rose ruby-ground ‘lotus’ sgraffiato wine cup,
seal mark and period of Qianlong (1736-1795)

A small famille-rose ruby-ground ‘lotus’ sgraffiato wine cup,
seal mark and period of Qianlong (1736-1795).
Estimate 300,000 — 400,000 HKD.
Photo: Sotheby’s.

delicately potted with deep rounded sides rising steeply from a short foot to a gently flared rim, the exterior delicately painted with three flowering formal lotus blooms encircled by curling foliage and interspersed with small florets and lingzhi blooms, all above a band of yellow upright petal lappets and reserved on a ruby-red ground finely incised with sgraffiato feathered scrolls, the interior richly dressed in gold, the base with an underglaze-blue four-character seal mark; 6.3 cm, 2 1/2 in.

Provenance: Ralph M. Chait Galleries, New York, 30th December 1969.

Sotheby’s Hong Kong, 8th October 2009, lot 1605 (part lot).
Notes: Impressive for the expertly decorated design of lotus scrolls on a sgraffiato ground, the present cup highlights the technical proficiency of porcelain manufacturers at Jingdezhen under the Qianlong reign. See a smaller cup of similar form and decoration, but with the mark Baose zhai zhi (‘Studio for the Precious and Miserly’) on the base, sold in these rooms, 28th November 1979, lot 236.

For Qianlong cups of slightly larger proportions and straight sides rising from a countersunk base, painted with a related blossoming lotus scroll on an incised ruby-ground, see one sold at Christie’s New York, 2nd December 1993, lot 344, and again in these rooms, 8th April 2007, lot 801; and another, but decorated with a mixed-flower scroll, in the Nanjing Museum, included in the exhibition Qing Imperial Porcelain of the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Reigns, Nanjing Museum, 1995, cat. no. 94. Compare also the cover of an engraved ruby-ground cup, similarly decorated with a floral design sold in our London rooms, 6th December 1994, lot 211.

The complicated and laborious sgraffiato technique here employed was first included in the repertoire of the Jingdezhen potters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and was reserved for decorating very special pieces. Commonly known as jinshang tianhua, (‘adding decorative pattern onto brocades’), the technique consisted of reserving the design on a monochrome enamel ground, which itself is structured by needle-point etching of endless scrolling fronds. Sgraffiato was more often restricted to smaller subsidiary borders, rather than being used for the main field of decoration, due to the difficulty of achieving an evenness in the enamel over a large surface.

For a Yongzheng reign marked cup of this form and size and its saucer, enamelled with shaped yellow-ground panels of peony blossoms on a plain ruby-ground and the exterior of the saucer decorated with iron-red bats on a plain white ground, see one illustrated in The Tsui Museum of Art. Chinese Ceramics IV. Qing Dynasty, Hong Kong, 1995, pl. 157, sold at Christie’s Hong Kong, 29th April 1999, lot 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