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仿 商周时期 铭刻阳文螭龙纹青铜镈钟

Description

战国 铭刻阳文 螭龙纹青铜镈钟

国内及世界各地馆藏品中青铜器的铭文多见阴文，阳文极其少见。镈钟是纪念品，非按乐律制作。编钟为共架，而镈钟为单独悬挂，每钟一架。

A bronze temple bell of archaic form, decorated in relief with dragons within panels of nipples, attached is a silver plaque commemorating its presentation to Captain J.W. Duncan by colleagues aboard M.V. Asiatica in Shanghai 1913 height: 16 in. (40.5 cm)

A CHINESE BRONZE BELL
Ming.
The bell of lenticular form, with a central panel containing calligraphic inscription above two confronting qi dragons, flanked by horizontal bands of bosses, the bell is held on a carved openwork stand, and is inscribed, presented to Captain J.W. Duncan , M.V. Asiatica by Bosun & Masters & Salor in token affection, S’hai Dec 1913.

战国春秋时期 螭龙纹青铜镈钟母范

此明代镈钟是民国政府亚洲号船员水兵（有名单，共9名）于1913年末（民国二年），在上海送别英国籍 J.W. 邓恩船长（历史不详） 所赠送的贵礼。錾刻中/英文双语赠别留言标牌两面附于钟挂之上。（注：英文标牌已丢失）

标牌内容：

参考相关器物：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西周 “虢季子白”青铜盘

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 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
清道光年间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今属宝鸡市陈仓区）

器作长方形，直口，方唇，腹壁斜下内收，微鼓，四壁各置一对兽首衔环耳，四足作矩形，是目前所见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器口缘下部周饰窃曲纹，腹部环饰波曲纹。

器内底铸铭文：

铭文内容：

“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寳盤 。不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聝于王，王孔加子白义。王各周庙宣榭，爰飨。王曰：“白父，孔显又光。”王赐乘马，是用左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钺），用政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译文：

在十二年正月初吉期间的丁亥日，虢季子白制作了宝盘。显赫的子白，在军事行动中勇武有为，经营着天下四方。进击征伐玁狁，到达洛水之北。斩了五百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五十人，成为全军的先驱。威武的子白，割下敌人左耳献给了王，王非常赞赏子白的威仪。王来到成周太庙的宣榭，大宴群臣。王说：“白父，你的功劳显赫，无比荣耀。”王赐给子白配有四马的战车，以此来辅佐君王。赐给朱红色的弓箭，颜色非常鲜明。赐给大钺，用来征伐蛮夷。（子白作器以使）子子孙孙万年永远地使用。

铭文凡8行111字，记述了作器者虢季子白率军在洛水之北与玁狁作战，斩敌首500，俘虏50人，战后献馘，周宣王宴飨虢季子白，并赏赐车马、弓矢、斧钺以资勉励。《虢季子白盘》所言“搏伐玁狁”之事，见于《诗·小雅》篇中，如《采薇》“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出车》“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大原”，《采芑》“显允方叔，征伐玁狁”。此外，在《多友鼎》、《兮甲盘》、《不簋》及《四十二年逨鼎》中，亦见周人伐玁狁之事。上述金文与《诗·小雅·采薇》等篇，是目前学术界探索周人与玁狁部族关系的可据史料。

《虢季子白盘》文“桓桓子白，献馘于王”，是言战后献俘，乃当时“军礼”之内容，此亦是《礼记·王制》文“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所出。而“王孔嘉子白義，王格周庙，宣榭爰飨。王曰：白父，孔x有光！王锡乘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则是《礼记·祭统》语“古者明君爵有德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大庙，示不敢专也”之源。

《虢季子白盘》中语句以4字为主，且修饰用韵，文辞优美，行文与《诗》全似，是一篇藏在金文中的诗。同时，《虢季子白盘》字体修长，笔画匀称，书风如水中之月，恬静、淡然，在西周晚期独树一帜，从中亦可窥见其后秦《石鼓文》及秦小篆之源。

参考：西泠印社2016年春季拍卖会
道入匠心·文房古玩专场
1493 明·贾景德旧藏虢叔旅钟

估价RMB: 120,000－200,000
成交价RMB: 207,000(含佣金)

铭文：虢叔旅曰：“丕显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厥辟，得纯亡愍。旅敢肇师型皇考威仪，口御于天子。乃天子多赐旅休。”旅对天子鲁休扬，用作朕皇考惠叔大林和钟。皇考严上，异在下。降旅多福。旅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说明：明清两代多具仿古之风，尤好商周礼器。而此件编钟为明代仿西周西周铜钟——虢叔旅钟。甬钟形制，舞上甬管，体呈瓦形，作桥口，腹微鼓，造型比例准恰，合乎礼法。柱状甬顶饰兽面纹。其舞开回纹地，螭龙伏于其上。两侧钲部肩列三行锥形枚。鼓部分作三层，浅刻几何纹地，对称作兽面纹饰，开圆形鼓钉钟乳。两面甬钟中部以金文铭。编钟作为中国古代礼乐制度的重要象征，为古代宫庙中祭祀和宴飨奏乐时之必备。原配红木架座。

MING DYNASTY A BRONZE BELL
Provenance: Previously collected by Jia Jingde.

高：33cm 长：21cm
RMB: 120,000－200,000

来源：
贾景德旧藏。

藏者简介：
贾景德（1880～1960），字煜如，号韬园。光绪十五年登己丑科进士。后应聘主讲于汾州府（今汾阳）西河书院。辛亥革命后，相继出任北洋政府总统典礼官、约法会议山西议员、段祺瑞“安福国会”议员。

参考：苏富比 719
中國藝術品
東周至春秋 銅雙龍鈕蟠螭紋鎛鐘

150,000 — 200,000港幣
成交價 (含買家佣金) 250,000 港幣

拍品詳情
東周至春秋 銅雙龍鈕蟠螭紋鎛鐘
25.5 公分, 10 英寸

來源
法國私人收藏

相關資料
鎛鐘乃古代重要青銅禮樂器，用於祭祀或宴會，時為重要官階象徵。公元前六世紀初始，工匠以熔模鑄造銅鐘，其後鑄工愈見精湛，善用方塊印模之法，紋飾繁巧瑰麗。山西太原金勝村趙卿墓出土鎛鐘一組十九件，大小相次，載錄於《中國青銅器全集》，卷8，北京，1995年，圖版111-2。

至清朝年間，清宮尤愛將新入宮之古代青銅器進行表面處理，先去除器物鏽蝕物，表面以黑漆塗之，使顏色變得更吸引。 本鎛鐘色黑黝，或曾為清宮舊藏。 可參考西周末期宗周鐘，貯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其表面同樣經過處理及塗黑，展於《精彩一百：國寶總動員》，台北，2012年，編號10。

中國藝術品
2019年5月30日 – 2019年5月31日 | 上午 10:30 HKT
香港

参考：江泽民主席题写在镈钟上的“中华和钟，万年永保”的鎏金铭文

创作年代 2000年作 尺寸
材质 漆艺、金工、木雕等综合材料 装裱
题材 所属系列 国之重器《中华和钟》
作品描述 地点：北京故宫太庙

参考：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嘉德香港2018春季拍卖会 2018-04-02
观古——瓷器珍玩工艺品
0288 春秋 青铜饕餮纹镈钟

拍品信息
尺寸 高43cm
估价 HKD 　1,500,000-2,000,000
成交价 RMB 　2,052,433 HKD 　2,537,000USD 　324,736EUR 　253,700
说明 重要香港私人收藏

镈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极具特色的乐器，兴起于西周，盛行于春秋战国乃至秦汉，其通常以青铜铸成，由大小不同的扁圆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钟架上，用棒槌敲打发出不同的乐音。其形状根据年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大多镌有精美的纹样图案，充分体现古代匠人的制作工艺和技巧，能够流传至今的，皆堪称艺术精品。此青铜镈钟上铸鸟形钮，又似双龙，龙身片片圆鳞，历历可见，是为悬挂而设。舞平齐，其上饰蟠螭纹，钲四周环绕蟠螭，钲两边有三排枚，每一枚皆铸成兽头，精致威严，篆中亦饰蟠螭纹，繁复精巧，鼓上饰勾连云纹，云气缭绕，浪漫神秘。钟口沿平直，外形如合瓦，造型浑厚，神秘繁复的蟠螭纹与延绵不断的勾连云纹共同塑造了此青铜钟的庄严风格，与粗壮而排布整齐的乳钉呼应，极具魄力。此青铜钟的铸造不仅表现了青铜工艺的高超水准，还体现了音律科学的成就，如此一件汇集了古人智慧与艺术品味结晶的传世之作，是古代呈现阶级地位代表统治秩序的礼乐之器，为等级和权力的象征，高贵尊荣的气质不言而喻。

来源：
1992年购于香港
香港徐氏艺术馆

参阅：哈佛博物馆，Arthur M. Sackler Museum，馆藏编号1943.52.179

参考：佳士得纽约有限公司
2011年9月拍卖会 2011-09-15
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 I & II
1115 春秋 公元前5世纪初期 青铜饕餮纹镈钟

拍品信息
尺寸 高32.4cm
估价 USD 　80,000-100,000
成交价 RMB 　667,651 HKD 　814,473USD 　104,500EUR 　82,555

参考： 佳士得纽约有限公司
2012年春季拍卖会
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 (I及II)
1528 战国 青铜双龙钮蟠螭纹镈钟

拍品信息
尺寸 高23.5cm
估价 USD 125,000-150,000
成交价 RMB 1,227,101 HKD 　1,508,737USD 　194,500EUR 　153,655

参考：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嘉德2006春季拍卖会 2006-06-03
瓷器工艺品翡翠钻饰
1663 东周 铜镈钟

拍品信息
尺寸 高44cm
估价 RMB 1,000,000-1,500,000
成交价 流拍
说明 法国藏家旧藏

此镈呈合瓦形，钮为相对双龙形，钲间正背两面共有蟠龙状枚三十六颗，如常规排列，口部平直。舞部、篆间与鼓部均饰大同小异的夔龙纹，此件与Lot1662应为同一组镈编中的两件，此件尺寸较大，造型魁伟，气势恢弘，为同类器物中的精品。
镈是一种平口的钟形乐器，商周时期的镈是用环形的钮悬挂起来成组演奏的宫廷乐器，每组多件。一般放置于庙堂之上，用于重要的宗教仪式或场合，具有礼器的性质，地位高贵。

参考：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
2010秋季拍卖会 2010-12-12
古董珍玩
*3105 清乾隆 御制南吕镈钟

拍品信息
尺寸 高53.5cm
估价 RMB 　1,500,000-2,000,000
成交价 RMB 　1,568,000 HKD 　1,829,638USD 　235,200EUR 　172,480
说明
镈钟，古代打击乐器。青铜制。又称“特钟”。用木槌击奏。镈钟相对编钟言，后者为编悬，前者为特悬。《隋书·音乐志下》：“镈钟即 黄帝 所命 伶伦 铸十二钟和五音者也。” 宋欧阳修 《归田录》卷上：“其镈钟又长甬而震掉，其声不和。”《资治通鉴·梁武帝天监元年》：“先是，宫悬止有四镈钟，杂以编钟、编磬、衡钟凡十六虡。”胡三省注：“凡钟十六枚同在于虡，谓之编钟，特悬者谓之镈钟。”编悬十六钟共簨，特悬者镊钟一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乐器中已有，周代以来用于雅乐。故此我们知道，编钟为共架，而镈钟为单独悬挂，每钟一架。此件镈钟呈覆瓦状，反扣相合，周身凸起铜钉三十六，正反两面铭文，据史料记载，明代宫廷尚无镈钟之使用，清乾隆二十四年，江西出土古钟十一枚，因命按十二律用铜镀金仿制十二枚，每枚一架，乾隆二十六年制成。此套镈钟以钟体大小调节音律，钟愈大而发音愈低，演奏时以何律为宫，即摆出某律的镈钟一架。于乐队演奏前先击一声镈钟。

古乐分十二律，阴阳各六，南吕为其一也。南吕中声十二律制：古代律制，用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的一种律制。各律制度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而此件镈钟音律为“南吕”，为十二镈钟之第十，至今故宫博物院及天坛均有收藏。十分珍贵。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１）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9-11-23 10:35:34
出版社： 时事出版社

青铜器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与甲骨文同样为中国的一种古老文字，是华夏文明的瑰宝。它不单单是判断青铜器年代的最重要标准，更是器物形制及纹饰方面的标准。青铜器铭文在商周时期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书法艺术，为历代研究书法的人们所重视。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青铜器的铭文因为具有极其丰富而确凿可信的史料价值，而显得十分珍贵。古人往往将国家或宗族的大事铭刻其上，并且表现形式多样化。

第一节 青铜器铭文的产生与演变

铭文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与文字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也有很大的关联。中国文字在夏代的晚期就已产生，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出现铭文。考古发掘的二里冈遗址、盘龙城墓葬，以及同一时期的其他遗址和墓葬，出土了许多没有带铭文的青铜器。这可能是中国的文字尚处在早期阶段，青铜器铸造技术也较原始的缘由。铭文是按照墨书先刻出模型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商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的精湛，铭文字迹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因此我们所讲的青铜器铭文的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实际上也是商周时期墨书的书体演变和书法艺术。总的来讲，我国青铜器铭文的发展经历了简铭期、长铭期以及衰退期。

一、铭文的简铭期

铭文产生的商代早期，只有个别传世青铜器上有铭文发现。商代中期，随着盘庚迁殷之后社会局面的稳定，青铜器铸造业和甲骨卜辞的书契迅速发展起来，青铜器铭文的铸造在以上两个有利的条件下逐渐兴盛起来。虽然这个时候的铸铭青铜器增多，但青铜器上所铸的铭文字数不多，一般为一字、两字，四、五字算得上是少见的。这种态势发展到殷末，字数还没有超过五十字，数十字的也仅有几例，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简铭期”。

商代铜器铭文的内容也较简单，一般不含重要意义。铸铭的目的主要是标记器主的族氏，器物的名称、用途、使用的地点等，一般都铸在器物不显著的部位。如“戈”、“天”、“子渔”是标记铸器的氏族或铸器人；“父乙”、“母丙”是表明器为祭祀父乙或母丙而作；“寝小室盂”则是标识存放地点和使用场所。但更多的内容是表明礼器制作者的族氏以及被祭祖先在宗庙里的称号。例如：“（子）父乙”，“子”是作器者族氏，“父乙”是被察者（其父）的庙号。铭都铸在如爵、斝的錾阴，尊、觚的外底，鼎、　的内壁，簋、卣的腹底等隐蔽之处。

商代晚期，金文书体的特点是笔道刚劲有力，首尾出锋，波磔明显，被称为“波磔体”，而且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较长的记事性铭文，在目前发现共十几篇。例如小臣俞犀尊，内底有27个字的铭文：“丁子（巳），王省夔，王易（赐）小臣俞夔贝，惟王来正（征）人方，惟王十祀又五，肜日。”这篇铭文讲的是商王在丁巳那天巡视夔地，在途中用夔地的贝赏赐小臣俞。“丁巳”大概是在商王（帝乙）十五年征伐人（夷）方举行肜祭的时候，所以这段内容讲的应该是帝乙（纣的父亲）十五年征伐夷方的史实的一部分，为研究商人和东夷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

总的说来，商代青铜器铭文大体可以分为两种风格：一种是形体丰腴，笔势雄健，笔划的起止多显锋露芒，间用肥笔，其代表作品是司绩戊鼎铭和小臣俞尊铭，为以后的书法演变趋势奠定了基础；另一种则是运笔有力，形体虽瘦，但笔划多挺直劲美，不露或少露锋芒，肥笔甚少，与第一种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书体显得遒美挺拔，代表作品有戍嗣子鼎铭。

二、铭文的长铭期

西周是青铜器铭文大发展的时期。由于周人比商人更加重视礼制，随着铸铭之器骤然增多，铭文的内容也变得丰富多彩。不仅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的书体风格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铭文的性质、内容、形式、数量等方面，都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大量的青铜器铭文中，有着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礼仪情况的重要资料，如王室的政治谋划、历代君王事迹、祭典训诰、宴飨、田猎、征伐方国、政治动乱、赏赐册命、奴隶买卖、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誓契约，以及家史、婚媾等等内容，具有明确的书史性质。这些可贵的资料可以起到证信古史、补苴史书缺佚的作用，而且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也对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及上古语言文字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长篇书史铭文的增加，所以这个时期称为铭文的长铭期。

周代青铜器铭文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这是和周初时巩固统治地位和加强礼制建设的政治目的相关联的。作器铸铭，说到底其本质上也是礼的体现。他们利用大量铸以长篇铭文的青铜礼器，来颂扬祖德，刻纪功烈，记述周王赐命，传遗子孙后代。出土的青铜器中，用何尊、大盏鼎等记述贵族们接受周王的训诰和册命典礼的长篇巨制，屡见不鲜。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强调奴隶主贵族权威的形成，二是宗法制度的加强。西周早期的贵族大多因为是辅助文、武王伐商灭纣而有功于王室，随着周朝的建立，他们也被封侯授爵成为周的大权贵。

他们为了长时间地拥有这种能显示其地位和职务的优势，于是就把自己的功劳或祖父辈对王室的贡献以及周王的赐命铭文，铸刻在青铜礼器上。另外，宗法制度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周人维护其内部稳定、巩固和加强统治的一种手段。西周时代，王臣都是世官，靠祖先的荫庇获得地位和特权。他们在青铜器铭文和祭祀活动中，追述祖先的功烈，告祭自己的荣誉，都是为了加强自己在其宗族体系中的地位。正如《礼记·祭统》上说的“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

为了便于阅读，铭文多铸在容易看见的器物内底等明显部位；出现了比较固定的语句体例和用辞，颇为一致的格式和写法；在铭文读法和阅序上，已形成了从右向左或顺时针的读览定规。

从铭文书体上看，商代晚期和周初的书体常用“波磔体”：笔画粗大，间用肥笔，起止锋芒尽显。字体结构方面也有其特点，如宝、宗、室、家的“宀”头两边斜行方折，或作形如侧视的屋顶的四笔书写；“贝”字的下两划在内部，相对向上或相连；“障”字所从的双手奉酉形，酉字上两竖划不出头；“其”字上两划与两侧划垂直；“于”字一般作繁体“”；“保”字上从“玉”；“文”字中间有心形；而文王、武王的专用字“文、武”多从“王”旁。

西周早期的书体可细分为三种不同的风格。

第一种风格是瑰异凝重。书法凝炼奇古、雄伟挺拔，结体使用肥笔，起止不露锋芒，字的大小因体而施，显得非常得体。以成王时期的何尊、康侯簋和康王时期的旗鼎、大盂鼎铭文为代表。大盂鼎铭共19行，291字，其铭文大字，端庄卓伟，瑰丽通奇，是成康之世铜器铭文中书法造诣最高的一品，它的拓本、摹本至今尚为书法大家所珍视。它记载了康王追述文武受命去克殷建邦，以及殷人朝野酗酒酿成丧师亡国的教训。

第二种风格是雄奇恣放。有的遒劲中略带华丽，行气比较自由；有的则书写随意，不受通常严谨格局的束缚。从人形或以人、卩、斤、夨、页等为偏旁的字，以及有人肢体形状的象形字，都用肥笔突出描绘其形态，波磔现象也非常明显，故书法家称其为“波磔体”，是继承商代末期书体风格发展而成的。其他像王、炎、十等字也用肥笔。在一篇铭文中相同的字写法多不雷同，在其提捺轻重、形体大小等方面着意进行变化。这种铭文典型的作品有成王之世的保卣、康王之世的作册大方鼎、昭王之世的召卣和令簋铭文。

第三种风格相对前两种来说是质相平实。字体平易古朴，结体不用肥笔，不露或甚少露锋。在西周早期这种书体为数不多，但它朴素大方、书写便捷的特点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代表了书法演变的方向。器上的铭文以武王时期的利簋和天亡簋为代表。

西周中期的铭文与西周早期有着很大的区别：流行无波磔、两端平齐似圆柱的玉柱体，亦称“玉箸体”。这种铭文字体规整，横竖成行、行款舒展、纤细柔美。有的还在范上划好方格，再在格内填字。

西周中期铜器铭文向书写方向发展。穆王时期的许多铭文还保留着肥笔首尾出锋的现象，比较接近“波磔体”。共王以后完全脱离了早期的端严谨持的作风和凝重通奇的气氛，而慢慢形成了一种笔道柔和、字划圆浑的风格。字体结构方面，中期前段的穆王时期，“王”字下部显肥大；“宀”头两侧略有弧度地作锐顶耸肩；数字一至四的横笔前粗后细；“其”字头上仍作平笔；“”字的酉字上部的两竖笔多出头；“贝”字下两笔或在内或移在左右两笔的顶头；“于”字不再有“”形。共王时期的“公”字上两笔有的与口字分离。中期后段的“王”字下部肥笔不明显，甚至是没有；“宀”头均作弧肩圆折；“贝”字下两笔移到外边，或封口或不封口；“其”字顶上的两笔向两边斜杀；“”字所从的酉字上两笔由出头变成八字形，与口字分离，口字变圆或扁圆。

西周中期铭文的书体风格也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存有西周早期的特点，即肥笔在字迹中依稀可见，运笔舒展，字体间架亦较自然，但早期那种瑰异雄奇的风格已经消失。以穆王之世的鼎、簋、登尊、登卣和庚赢卣铭文最为典型。

第二类就是书法家所称的“玉箸体”，是西周中期最流行的铭文书体。其风格质朴端庄，笔划无波捺，两端平齐似圆箸，它出现在共王时期，一直沿用到春秋中期。共王之世的墙盘、永盂、卫盉，懿王之世的师虎簋，孝王之世的大克鼎等铭文，都是这类铭文的卓越者。墙盘是共王时史官的礼器，铭文古奥典雅，字体朴实遒美，行款疏朗而整齐，笔势圆润而厚实。卫盉铭文运笔刚柔得宜，行款错落有致。大克鼎铭文字形长方，纵横有界格，每格一字，共28行290字。

第三类书写草率，结构松散。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有穆王之世的伯鼎、伯簋，共王十五年趞曹鼎等铭文。趞曹鼎铭文不但字体草率、行款疏放，而且不到60字的铭文竟有3个衍文。

西周晚期铜器铭文的字体趋于规范，“王”字横笔划粗细均匀；“其”字头上的两笔斜杀，且出现了“丌”的写法；“宀”头行笔圆滑；“贝”字下部封口。

西周晚期铜器铭文的书体亦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字迹工整，书写便捷，笔道圆润，结构和谐。这种书体是中期第二类铭文风格的延续和发展，是大篆最成熟的形态。以厉王簋、钟和宣王之世的毛公鼎铭文最为著称。簋是王室重器，铭文字形是西周晚期王室所使用的标准书体，比大克鼎的铭文更加厚实壮美。

第二类书法刚劲，笔势匀称，纵横成行，求工有意，字迹遹通茂隽，颇具崭新的艺术风格，即书法爱好者所说的籀文。春秋时期的秦公簋、秦公镈铭文，以及石鼓文等都与这种书体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以宣王之世的虢季子白盘铭文为代表。

第三类与西周中期的书写风格相似，可以断定是从那时演变而来，其间架松散、书写草率，代表器物铭文是1975年陕西岐山出土的“此簋”铭文。

春秋时期，由于周室东迁，五霸兴起，各自为政，周王朝的中央集权逐渐分散到列国诸侯之手，铭文因此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性。其内容一般多为联谊婚姻、夸耀祖先之类。

西方秦国的文书体有着浓厚的宗周色彩，是因其在周人故土上的发迹，直接继承了周文化。春秋早期秦人即在宣王时的籀文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既富有观赏性，又有实用价值的新字体，其特点是方正瘦劲，书写方便。该书体的典型作品为宗妇鼎、秦公钟和秦公簋铭文。关东诸国则沿用西周晚期的大篆书体，变化较少。

南方诸国的青铜器铭文流行一种与东方不同的修长书体，系当时的书法高手所为，绝非一般书吏的手笔。有的笔画故作弧曲，书写松舒，如曾侯乙钟铭文；有的笔画纤瘦、书写随便，渐开草篆之端，如王孙诰钟、吴王光鉴铭文；有的字体修长、笔道刚劲、纵横成行、工整隽秀，如蔡侯尊、蔡侯盘铭文。春秋末年还出现了以鸟兽虫作为装饰的美术字，即所谓的鸟虫书。这种书体一直流行到战国前期，奇诡多变，极难辨释。代表作品有王子午鼎、越王勾践剑、王子于戈等铭文。

到了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此时青铜器铭文异体朋兴，千姿百态，蔚为大观。黄河下游的齐、鲁、中山、徐、许等国盛行细长之体，文字繁简并用，书法清新秀丽，代表作品有素命镈、许子妆簠、王孙遗者钟等铭文；有笔划两端纤锐如针者，如陈曼簠铭文；有字形加装饰性肥笔者，如者钟铭文；有的犀利隽美，继承了素面镈铭文的优美形体，又吸收了陈曼簠铭文两端纤锐的特点，以及鸟篆的装饰艺术，如中山王鼎、壶铭文。

三、青铜器铭文的衰退期

战国时期奴隶制社会衰落，礼制开始崩溃，封建地主阶级兴起，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中期以后，铭刻的目的终于转到“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作用上去了。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长篇大作不多，书史性质的铭文就更是少见。铭文的格式、内容，以至于刻铸方法、书法艺术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文字应用日渐广泛和携带方便的需求，铸刻青铜器上的铭文也最终被当时通行的简册书帛所取代。

第二节
青铜器铭文的格式

根据考古资料表明，青铜器铭文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以后经过了千余年的发展变化，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模式。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铭文格式一般比较单调和固定；西周早期铭文没有统一规范的格式；西周中晚期，程式化成了铭文布局的特征之一；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有了一定体式比较自由的记述。把青铜器铭文的格式归纳起来约有12种，现分别叙述于下：

1 徽记

青铜器上铸造铭文的最初格式就是徽记，其作用是为标识器主。徽记分为繁与简两种形式。简式只刻画有作器者的族徽，或记录作器者的族名、官名、私名，如“妇好”，多见于商代，周初发现渐少；繁式出现在商代晚期，主要流行于西周时期和春秋早期。繁式既有作器者的称谓，又有叙述语，以标明器名、用途、存放地点等，如“伯作鼎”、“吏从作壶”、“中作旅簋”、“帝小室盂”等，有的还有传遗子孙后代的期冀吉语，如“虢叔作施旅鬆，其万年永宝”等。繁式里还有省掉作器者称谓的，如“作旅鼎”、“作宝用簋”等。

2 祭辞

祭辞是指纪录祭祀的格式，也有繁简之分。简式记被祭对象的名字，如“父甲”、“母戊”、“祖己”等，流行于商代晚期到周初，繁式流行于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繁式记录得比较多一些，如祭祀者族名、私名、官名、祭祀对象及器名等。有族或族名者如“戈父己”（鼎铭），有私名者如子申鼎铭“子申父己”、卫簋铭“卫作父庚宝尊彝”，有官名者如小臣壶铭“小臣作父乙宝彝”。作器者私名、族名、器名和被祭对象具体者如陵罍铭：“陵作父日乙宝罍。单。”

3 册命

册命制度最早见于西周初期，穆王时期以后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典礼仪式。册命这套仪式在青铜器铭文中已经成为一定的礼制。册命铭文的格式主要包括时间、地点、受册命者、册命辞、称扬辞、作器、祝愿辞等内容。西周晚期册命格式最为完备，除了上述基本部分外，还有记录王位、授册、宣命、受册等部分，在册命辞里还有命官、赏赐、勉励三个内容。

4 训诰

春秋时期金文未见有纯粹的训诰词，战国时期仅见中山王鼎等器，西周时训诰才成为铜器铭文中常见的格式。典型的训诰文格式包括时间、地点、受诰者、诰辞、赏赐、作器等部分。毛公鼎铭所记载的诰命，最后部分还有称扬辞和祝愿辞，但没有时间和地点。

5 追孝

商周时期，奴隶主贵族都非常重视祭祀祖先，尤其周人更多地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来夸耀自己祖先的业绩，颂扬自己祖先的美德，以此来行孝道，表现祭祀祖先的热情。《诗·大雅·文王有声》上所说的“聿追来孝”，说的就是要保持其世家的尊荣地位，永世享受其特权。西周至春秋早期有很多的追孝铭文，但相当一部分是在册命、获赏作器铭文之后连缀上一段追孝辞和祈福辞。也有例外，单独为追孝作器的铭文，比如墙盘铭就分两部分，前一部分颂扬周王朝诸先王和当代天子的功烈；后半部记述其祖考的业绩：高祖为微国君主，武王灭商后归周，始受周封，乙祖辅佐成康，受到重用，亚祖在周廷任要职，参与王的政务活动，父亲善法孝友，继承其祖辈事业；最后是自赞和求福之辞。

6 约剂

约剂，即古代用作凭据的文书、契券。

《周礼·秋官·司约》：“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于是有所谓“治民之约”和“治地之约”。这些事情都是与个人和家族的财产权利有关的大事。“治民之约”是有关税收、贸易、讼事等内容；“治地之约”是有关土地的使用、拥有、分配和转移等内容。

7 律令

律令是属于约剂的一种，但它是政府的法律条令，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兮甲盘铭记：关市之征，对南淮夷和诸侯百姓都有相应的规定。

8 记事

记事类铭文数量最多、题材丰富、格式随便，有记功、获赏、从征、出使等，盛行于西周。

9 符、节、诏版

属于非彝器的铸铭有兵符、节、传、诏版等等。虎符是古代国君遣将调兵的信物；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是楚怀王颁给鄂君启运输货物的免税证件；秦诏版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

10 媵辞

青铜器中除礼器外，还有一部分充当陪嫁品的媵器，流行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中。当时诸侯大夫们往往通过联姻，来增进他们之间的关系，维护彼此的政治地位和利益。另外，小国为求得大国的保护，组成一定的政治集团，也往往采取这种形式，故媵器大量出现。媵辞格式简单，一般由时间、某人为某人作媵器及祝愿辞三部分组成。

11 乐律

西周时期，乐律名称的内容被记载到部分钟上，如南宫乎钟铭有“兹钟名曰无敦（无射）钟”。宋代著录的楚王章钟有标音铭文“穆商”。最著名的要算1978年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初期曾侯乙钟，其音律铭文可分为标音铭文和乐律铭文两部分，共2800余字。标音铭文，简称音铭，它标明了每钟所击鼓部和鼓侧的音名，如宫、商、角、徵、羽、宫曾、羽曾等。乐律铭文就是列举了春秋战国之际楚、晋、周、齐等国以及本国本地的各种律名、音名、变化音名之间的对照关系，是研究我国先秦乐律和音乐史的重要材料。

12 物勒工名

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铭文的特点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物勒工名的铭文格式常见的包括器主，铸造作坊的职官、工师、工匠，一少部分还有器物置放地点、容量和重量等情况。

第三节
青铜器铭文的内容

青铜器铭文之所以为许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所重视，是因为其中还有许多重要的史料，可以为研究历史、发展科学所用。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初序中写到：“传世两周彝器，其有铭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铭辞之长有几及五百字者，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彝器除少数伪器触目可辨者外，则虽一字一句均古人之真迹也，是其可贵，似未可同例而论”。青铜器铭文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1 政治事件

记录重大政治事件是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之一。周人灭商，无疑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利簋铭文仅用32字就记录了甲子日伐商纣以及当天的天象。

2 军事活动

东郡虎符

铭文也有很多是反映军事方面内容的，常见的有对鬼方、东夷、南淮夷、楚荆、虎方的征伐等内容。《易·既济》所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早在商代已存在，是活动在陕北高原一带的方国。这句话的内容就是关于商王武丁时期对鬼方的战争。不仅是商朝，其实在西周早期，与鬼方也发生过战争。从陕西眉县李村出土的康王二十五年所作小盂鼎就可以看出来。小盂鼎的铭文上清楚地写着与鬼方战斗后的情景：在征伐的过程中，第一次就抓获鬼方首领3人，杀死4800人，俘虏13000多人，缴获战车30辆，获牛355头，羊38只，第二次又取得了收获颇多的辉煌战果。班师回朝之后的他们还在宗庙进行献俘、燎祭等仪式以谛祭文王、武王、成王。此外，铭文中也有对叛乱的诸侯国如噩（鄂）国的征伐描述。

3 经济活动

在歧山董家村发现一座西周窖藏，出土青铜器37件。其中的卫盉铭文记载了西周中期有关土地转让和买卖的情况，这为研究西周中期的土地制度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4 王朝职官

《周礼》中有很多周代官制的内容，书中描述的周代职官系统已经很繁杂。但因《周礼》成书于战国晚期，其中官制可能不一定与周代尤其是西周时期的情况相符，大量周代铜器铭文十分详细地记载了封侯封王以赏赐个人功勋等情况，因而成为探讨周代职官制度的第一手资料。

5 礼仪活动

与礼仪方面有关的铭文很多，如记载册命礼的铭文，也就是记录王即位、分封诸侯、任命官职等要举行的典礼。盠方彝器铭文就记载了册命的全过程。

6 婚姻制度

青铜器铭文中有婚姻方面的记载，最常见的就是媵器上的铭文了。媵器，即为女子出嫁而作的铜器。媵起源很早，文献记载帝尧妻舜二女，虞思也妻少康二姚。《易·归妹》：“归妹以娣”，“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周代还流行一种媵制，即一女出嫁，又以其娣或侄女陪嫁；一国诸侯嫁女，还可以其他同姓甚至异姓的两个诸侯国的娣或侄女陪嫁。

附：中国出土青铜器之最

中国青铜器的铭文（２）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9-11-23 10:37:40 |　出版社： 时事出版社

1 最整齐的全套铜编钟

1978年在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发掘的曾侯乙墓内，出土了非常完整的全套铜编钟。这是我国目前出土的数量最多、重量最大、音律最齐的一套编钟，是我国文化艺术的瑰宝。这套编钟名叫曾侯乙编钟，全套编钟的总重量2567千克，共65件，出土时分3层悬挂在钟架上，最大的一件甬钟高152 3厘米，重203 6千克。编钟上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每件钟有两个发音，并呈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其音阶相当于现代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中层编钟共有3个半八度，12个半音齐备，音域宽广，音色优美，且有变化音，能旋宫转调，演奏中外歌曲。它的出现，将我国音乐史上七声音节的发现至少提前了400年。

2 现存最大的青铜器

我国现存的最大的一件青铜器是司母戊鼎。它是1939年3月在河南省安阳县武官村出土的。

战国早期·湖北随州曾侯乙编钟

它自鼎足至立耳通高1 33米，器口长1 1米，宽78厘米，重达875千克。方唇，上有一对立耳，深腹，下部微收，平底，四柱足，足内空。腹面四周边框饰古代（商周时期）习见的兽面纹。上下边框中间有短扉棱。鼎足上部也饰兽面纹，并有扉棱。整个形体雄浑凝重，结构严谨，造型大方、精致。在鼎腹一侧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排列成品字形，笔势劲健，因此称之为司母戊鼎。但古文字学家多认为“司”字应释读“后”字，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后母戊鼎。

1939年，司母戊鼎被当地村民挖掘出土后，恐其被外人掠走，又重埋于地下，直到1949年6月第二次安全出土，可惜出土时已失去了一个立耳。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所陈列的司母戊鼎有一个立耳是修复时照着另一个立耳铸成安装上去的。据考古学家考证，这是一件武丁之子商王祖庚时期的彝器，距今已有3000多年了。它不仅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件青铜器，也是世界各地青铜时代文化中少见的大器物。

其实像这样大型的青铜重器在我国出土的远远不止此一件。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内还发掘了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墓，墓内出土了一对司母辛方鼎，通高80多厘米。这一对方鼎的形状和司母戊鼎十分相近，前者仅仅小了一点，鼎内所铸铭文的字体也很接近。

3 唯一的商代人面铜方鼎

1959年，长沙宁乡出土了一件商代人面铜方鼎。该人面方鼎通高38 5厘米，器身高16 6厘米，作长方形，底口唇卷边略小于口，内唇沿斜削。竖耳，耳高7 3厘米。圆柱足，足高14 6厘米。器身装饰为浮雕的四个人面，前后两侧的较大，宽16 4厘米，高13 6厘米；左右两侧的较窄小，宽是13 8厘米。该鼎的耳上部有一云勾纹，耳下部有一弯曲的手爪形纹饰。除了耳较粗大，张扬于两侧，人面五官比例和布局与现在一般面部并无差别，十分准确。面部表情严肃，面宽而方，嘴大而宽，唇部突起，颧骨高耸。专家根据方鼎的造型、纹饰和鼎内侧面中部口处有篆体铭文“大禾”两字等特点，确定其反映出浓厚的商代青铜器风格，大约是商晚期制造的。

早从新石器时代起，这种用人面或以人面为主作装饰的青铜器就有不少。而人面方鼎是用四个人面作为主要装饰的铜器，是目前见到的唯一一件，在历代商周金石图录中都没有类似的著录，足见这是一件稀有的珍贵文物，现由湖南省博物馆收藏。

4 现存仅有的商代铜象尊

1975年2月，在湖南省醴陵县仙霞乡狮形山的山坡上，人们挖土植树时发现了一件铜器。经专家鉴定，这是一件商代晚期的铜象尊，是现在所见到的唯一的一件商代象尊。铜尊是古代祭祀用的礼器之一，盛酒。这件铜象尊出土在距山顶10米多的山坡上，埋在离地面15厘米左右土内。经实地调查，周围没有再发现其他器物。根据象尊出土的位置和有关情况分析，这件铜象尊，很有可能是当时统治者祭祀名山、湖泊、河川时掩埋的祭器。

这件铜象尊，通高22 8厘米，宽14 4厘米，长26 5厘米，重2 775千克。出土时已经没有盖子，右耳也是残缺的。尊上象的前额扁平，嘴部向前突出，象牙露出口外，短颈，眼、眉都突起，大耳，长鼻。鼻有向前上方伸的趋势，鼻下端有作为装饰或者别的用途的嵌铜痕迹。鼻端有孔，与腹部相通。背部有椭圆形孔，躯体肥大，臀部出棱，尾下垂。四肢粗壮，足有五趾。象尊的花纹装饰精致且繁缛，就拿长鼻上的纹饰举个例子，象尊的鼻子整个装饰得宛如凤鸟：鼻端作凤首形，凤冠上伏一虎，虎口又衔蟠虺，鼻下端构成倒悬的蟠虺，形态生动逼真且不失华丽。

5 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

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是毛公鼎，它是清代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的。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存生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其内壁铸有多达499字的长篇铭文，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

毛公鼎是一件不大的圆鼎。它的形制是立耳、深腹、圆底、蹄足，其口沿下饰以一道重环纹，下加一道弦纹。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此鼎是西周晚期的器物。它具有当时流行的朴素无华的风格，和晚商到周初的繁缛风格完全不同。

鼎的壁内铸有长篇铭文，共32行，计499字。仔细观察，每字间都有方格相隔，这是因为当时的工匠们为使得全文行笔从整体上来看都十分规整漂亮，便先在范上刻划出格子，再写文字。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和文化氛围，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铭文主要记载周王对毛公册命的内容。首先简短介绍了周宣王追述周文王、武王创业功绩；其次讲到当时周朝遇到的祸患，于是周宣王在局面混乱的情况下对毛公委以重任，命他管理王朝重大事务；最后详记了周宣王对毛公的各项赏赐，及世世代代将此永记不忘以传后人。清咸丰二年由山东潍县著名收藏家陈介祺收藏，以后辗转流传，现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内。

6 现存唯一完整的战国铜人像

1964年12月，河北省易县武阳乡高陌村在村东的燕下都遗址中，发现了一件铜人像。这件铜人像保存完好，全身布满一层浅绿色薄锈，身高25 8厘米，通宽13 05厘米，前后通宽11 9厘米，重4 9千克。该铜人面部丰满，修目阔鼻，口角向上，颜面微扬，颧骨较高。头顶一巾，前窄后宽垂于脑后，自头顶以带压住系与颏下，有红色八字形带结，前额头上发分左右向后梳，发纹尚清晰可辨。人身直立，两臂前伸拱持一筒状物。根据造型，可知这件铜人像不是作为随葬品墓佣之类，而是实用器物上的一种构件。铜人手持的筒状物，可能是用来插入物件的。最有研究价值的是铜人的服饰。他身着右衽尖领窄袖长袍，下垂至地面而不见足部，衣纹生动自然。后领口作方形，后颈及背上部袒露于外，衣领、衣边角均涂朱色，身围腰带也作朱红，腰带间有长条形圆头带钩连接腰带两端。

7 最大的一件铜犀尊

1963年在陕西省兴平县豆马村北断崖上，距离地面深约1米左右发现了一个灰色的大陶瓮，瓮内出铜器、铁器、陶器、石器等24件。其中有一件嵌金铜犀尊相当引人注目，是迄今所见到的最大的一件铜犀尊。我国古代用动物形象来铸造铜器的种类很多，但是以犀牛形象制作的青铜器是很少见的。这件铜犀尊的造型、纹饰和制作技艺与战国末期遗物相似，应是秦文化的遗物，距今已有2200多年。

这件嵌金铜犀尊是一件精美酒器，高34 4厘米，长57 8厘米。口的长径为11厘米，口短径10厘米。该铜犀尊遍体嵌金作流云纹，犀牛整体造型肥壮，观其形象似属非洲犀一类。犀有一前一后两只牛角，为鼻角和额角，鼻角长而额角短。两耳短小而耸立，嵌以黑色料珠的双目炯炯有神。尾尖稍翘，短腿三瓣蹄，显出几分精致可爱。合口，左侧伸出细管做流。犀背部有椭圆形的尊口，上覆的铜盖有活环可以打开或关闭尊口。

8 现存最早的铜鼓

1975年，在云南省楚雄市万家坝古墓群中的第一号和第二十三号墓内，出土了五件铜鼓。这是迄今为止科学发掘中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五件铜鼓，也可以说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铜鼓了。根据学术界的研究，这些铜鼓应是战国时期的器物，距今已有2300多年。该铜鼓器身像釜，表面都有烟痕，说明这批铜鼓曾作炊事之用。而且一号墓内同时又出土了利用铜鼓改制的铜釜，足以证明本地的铜鼓不但是从釜发展而来，并且尚停留在乐器、炊器分工不十分严格的初期阶段，这对于研究铜鼓的起源是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套铜鼓，每一件都胴、腰、足三段分明，胴部突出，内收成腰，再外扩成足。胴、腰交接处有4个对称的条形耳，鼓面较胴部为小，中央有突起的光体。五件铜鼓都是用两道合范铸成，其中最大的一件，面径有48厘米，胴径64 5厘米，足径68厘米，通高39 5厘米，腰部有16根垂直凸棱，腰与足相接处有一圈斜角重环纹，鼓内壁有两组双连云纹。

9 最奇特的古代铜鼓葬具

1972年，在广西西林县发现了一座形制非常特殊的古墓。在距地面深约0 6米处，有一块圆形的石板盖住墓口，掀开石板，下面平铺着12块大小不等的石条。石条下面是略作圆形的墓室，直径1 5—1 7米不等，深约2米。室内放着互相套合的四件铜鼓。这是一种奇特的葬式，考古工作者称为“铜鼓葬”。到目前为止，这样的葬式还没有发现第二起。据考古工作者的鉴定，认为其形制和纹饰都同西汉早期铜鼓一样，应是西汉初期的器物，距今已有2000多年。铜鼓内的骨骸，经过鉴定，死者是男性，25岁左右。从骨骸堆放情况来判断，这是“二次葬”。二次葬是大葬，入葬仪式比初葬时还要隆重。这种特殊的用四件铜鼓互相套合的葬具，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民族古代习俗的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这四件铜鼓两大两小，互相套合有序。最下面仰放的是一件完整的大铜鼓，面径72厘米，高50厘米，足径82厘米。在大铜鼓里，又仰放着一件小铜鼓，面径41厘米，足径56厘米。这件小铜鼓里盛放人骨，人骨的四周穿线早朽，珠子全散在鼓底，由此可知人骨原本是用珠襦包裹的，因为年代久远而腐朽了。在仰放的小铜鼓上顺盖着一件同样大小，但锯掉下半部分的只剩鼓面和胸部的小铜鼓。在整个三件铜鼓外面，套扣着一件已锯成两截的大铜鼓，其面径78厘米，高51厘米。

这样，在墓葬考古中的棺具椁室之分就轮廓分明了：在大铜鼓里面的上下盖合的铜鼓似作棺具，外面套合的两件大铜鼓似作椁室。这种内棺外椁的葬制，在古代是较为讲究的。作为椁顶的那件大铜鼓被锯成两截，估计先套合时，因里面相盖的两件小铜鼓高度超过了外套的大铜鼓本身高度，套不到底，便被锯成了两截。等锯成两截后，又发现下半截虽能套到墓底，可是与上半截之间还有空隙，露出里面的小铜鼓，才又将作为棺盖的小铜鼓锯去下半部，在套扣时就严密了。该铜鼓现陈列于广西自治区博物馆内。

10 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器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我们的祖先在六七千年以前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年）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专家认为这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

11 中国最早的古铜镜

铜镜起源于齐家文化时期，距今有4000多年，是人们的照容生活用具。早期的铜镜形式简朴，很少的一部分有简单几何纹饰，大部分为素镜，并且这样的铜镜为少数贵族所专用，存世量少，所以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我国已发现最早的铜镜为“齐家文化复式多角星纹镜”，圆形，直径14 6厘米，弓形钮，无钮座，镜面微凸，有纹饰，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12 我国最早的人工铸造金属取火铜具

陕西省扶风县周原遗址黄堆的一座西周中期古墓中，考古学家清理出一件已生满翠绿铜锈，呈圆形的青铜凹面镜，距今已有约3000年。其直径8 8厘米，厚0 19厘米，形状与现在的圆形太阳能灶相仿。文物考古专家鉴定后认为，这就是古人用以取火的“阳燧”。经西北光学仪器厂测定：其曲率半径为20厘米，是标准的球面镜。它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最早的人工铸造金属取火用具，是我们祖先能够较早利用太阳能的最好例证。在太阳的强光下，最快只需三、五秒即可将放置在其焦点处的易燃物引燃而产生明火。

西周·虢季子白盘

13 被考古界誉为“金文之最”的青铜器

这件被考古界誉为“金文之最”的有长篇铭文的西周遂公须皿经国内文物专家鉴定，是西周中期某代国君遂公所作的青铜礼器，距今已有2850年历史。它是被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香港古董市场上偶然发现的。当时盖已失，只存器身，其大半为土锈所掩，显露出的部分铭文字体优美，行款疏朗，深奥难懂。礼器的表面装饰一圈凤鸟纹带及瓦绫纹，口两侧设一对兽首形耳，装饰简洁而典雅，具有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典型风格。其内底上铸铭文10行，共98字。我国的文物专家表示，该件国宝之谜的破解是新世纪以来青铜器铭文中最重大的成果。在中国已出土的万篇先秦青铜器铭文中，大多是标识器主、纪述功战婚嫁等事件，而这件国宝的铭文既非记名，亦非记事，而是一篇专门论述“德治”的政论。铭文开篇即写道：“天命禹敷土，随(堕)山，浚川……”，记述了大禹治水和为政以德的故事，随后又以大段文字阐述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实乃前所未见，闻所未闻。

14 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

清代道光年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虢季子白盘，在兵燹中遗失。后来，淮军著名将领刘铭传发现其因形体巨大的长方形特殊造型而被当作马槽安放在马厩里，即将此器运回老家安徽合肥收藏，虢季子白盘从此在世上销声匿迹了10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的后人将这件国宝捐献给国家，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件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长达137厘米，铸有111字铭文，铭文的内容记录了周人抗击匈奴的一段史实。

15 动物形卣最特殊的虎乳人卣

商晚期·虎食人卣

虎食人卣是动物形卣中最特殊的，这种卣目前仅发现两件：一件现在法国巴黎池努奇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1998年曾在上海举办交流特展；另一件被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虎食人卣全器似猛虎踞蹲形，以虎尾和一对前爪为器物的支撑点。令人惊奇的是：该器乍看上去虎面狰狞，张开的大口内含人首，强劲的前爪攫一断发跣足的人。正是由于该器似乎令人怵目惊心地表现了虎口吞人之像，一直被不少名家定名为虎食人卣。但有的学者就把该器定名为虎乳人卣或乳虎卣，认为该器是虎正蹲踞着哺乳小孩的造型和意境。虎乳人卣与虎食人卣尽管只有一字之差，却完全表达了相反的意思：一是虎吃人，一是虎养人。《庄子》讲到虎与人的关系时说如果人善待老虎，老虎也就会顺从人意。意思就是人无害物之心，物无伤人之意，描绘了一幅和谐相处的人兽关系图，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左传》中提到了楚国的子文，在小的时候曾被其外祖母遗弃于云梦泽，后来因为受到老虎的哺乳而未死，后来还当上了楚国的令尹。其实这样的事件屡见不鲜，我国历代都有人虎异类生情的故事。比如宋代洪迈在《夷坚志》中写道：一个妇人从福建罗源鹳坑村岭上路过，见一虎蹲踞草丛，就停下来对虎说：“斑哥，我今天省亲回娘家，我与你无冤仇，你快离开。”虎听后马上拖着尾巴往险要处走开了。到底是虎乳人卣还是虎食人卣呢？那就要从以后的考古发现中索取答案了。

16 世界铜鼓之王

广西博物馆收藏了一件被誉为“世界铜鼓之王”的巨型大鼓。铜鼓早在春秋时代既已出现，此后延续到明清时期以至现如今。这个铜鼓面直径最大的地方达到了165厘米。这种鼓是平置于地上敲击的，它的使用范畴很广，可用于祭祀、赏赐、贡纳、娱乐等活动。

17 我国先秦时代最高的铜质造像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型立人铜像，是我国先秦时代最高的铜质造像。它通高2 62米，重约180千克。该铜质造像体态优美，庄重严肃；头戴高冠，丰目大眼，鼻棱突出，嘴角下勾，方颈大耳；身着长袖，双手平举起，作持物状，赤足站在方座上。有人说他手握的该是有沟通人神天地意义的琮。

18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洪钟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洪钟是已流入日本的陈太建十年（575年）钟。该钟的钟体为圆筒形，上部略收缩，口沿平直。外壁中部偏下铸出两个饰以莲瓣的撞座，以撞座为中心用凸起的阳线隔成十字形方格纹，十字形之外的空间再用短横线加以分割。这种纵横有序的方格近似僧人所着袈裟上的图案，故名袈裟纹。钟顶部则有两端饰龙首的确钮，名蒲牢。

19 熏炉中品类最高的宣德炉

宣德炉是明朝宣德年间的官铸铜器。因其铸造于明朝宣德年间，顾名思义，称为“宣德炉”，亦称“宣炉”，是当时宫廷焚香祭祀的专用器物。宣德炉之所以作为明代著名的工艺品，是因为它是以历代各类名器形制为蓝本仿照制成的，而非出于臆造。据《宣德鼎彝器谱》的记载，宣德皇帝曾命吕震等人参照《宣和博古图》和《考古图》诸书以及宫内所藏的哥、汝、官、均、定、柴等各名窑瓷器器皿款式中典雅的器型，来设计宣德炉的形制，并绘成了117种图谱以供参考，然后由工部侍郎吴邦佑参照图例于宣德三年(1428年)开炉铸造，并在炉底铸有“大明宣德年制”的楷书阳文方印形款识。宣德炉多是用极为难得的风磨铜铸造，因而色泽晶莹温润。

它的冶铸工艺也极为考究，在熔炼过程中要掺入金、银等30多种贵重金属，然后再经过十几次精细提炼，才能达到铸造要求。同时，宣德炉又是深藏宫禁的御用品，仅在宣德三年铸造过一次便停工了，因而数量极少。现在藏于首都博物馆的一件有此年款的桥耳铜炉，做工极为精细，是极为难得的标准品，也是熏炉中品类最高的。

20 现存世界上最大的鎏金铜佛

现存世界上最大的鎏金铜佛是西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的强巴佛。该佛高达26 5米，耳朵长2 2米，中指长1 2米，脚板长4 2米。1914年铸建该佛时，花费了黄金235千克、黄铜12万千克。这还不算，光是强巴佛的眉间，便镶嵌了大小钻石32颗，珍珠、琥珀、松耳石1400颗，其他饰品更是不计其数。

21 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权

古代的铜权相当于现代的秤砣。权与衡（秤杆）相佐，可以知物轻重。

战国时期流传较广的秦权和楚权是我国最早的权。秦权为馒头状，顶钮系球形，也伴有觚棱形；而楚权则多作圜形，铸有半圆形环钮，常由十个组成一套，供天平上使用。自建国以来，湖南省总共清理发掘的近2000座楚墓中有101座出土有天平和砝码，谓之称钱天平，使用时要以钱权作砝码，这种砝码刻有标明重“四铢”或若干两。